機械工業經濟運行及“十三五”規劃的思考
一、200年全國及我省機械工業經濟運行概況
1、全國機械工業經濟運行狀況
200年1-12月全國機械工業完成主營收入22.2128萬億元,同比增長9.41%,高出全國工業6.96%增速2.45個百分點;其中:非汽車行業完成15.2274萬億元,同比增長8.23%;汽車行業完成6.9854萬億元,同比增長12.07%。200年1-12月全國機械工業實現利潤1.5586億元,同比增長10.61%,高出全國工業8.20%增速2.41個百分點;其中:非汽車行業同比增長6.27%;汽車行業同比增長17.94%。上繳稅金總額8438億元,同比增長8.20%;其中:非汽車行業同比增長8.57%;汽車行業同比增長7.67%。機械產品外貿形勢好于上年,200年1-12月全國機械工業進口3232億美元,同比增長8.43%;出口4023億美元,同比增長8.01%,出口增幅與上年同期增幅(6.24%)相比,提高了1.77個百分點;1-12月累計實現貿易順差791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在列入統計的119種主要產品中:產量同比增長的有82種,占69%;產量同比下降的有37種,占31%,總體增長勢頭尚可。產品產量增幅大于10%的有:谷物收獲機械、玉米收獲機械、壓實機械、電動叉車、分析儀器、數控機床、金屬切削刀具、火力發電設備、風電設備、鋼芯絞線、齒輪、鑄鐵件和鍛件等。產品產量下降幅度大于10%的有:小型拖拉機、挖掘機、裝載機、照相機、印刷專用設備、金屬軋制設備、核電設備、大型變壓器和模具等。
總體而言,主機行業普遍更為疲軟一些,而基礎零部件、儀表和控制系統等與全行業素質提升緊密相關的行業,景氣度要明顯好于主機行業。主要分行業已由“十五”、“十一五”期間的同步增長轉向分化加劇。工程機械、機床、重型礦山機械等投資類產品行業增速普遍下行,而乘用車、制冷空調、環保機械等準消費類產品行業較為景氣。投資類產品行業雖然總體比較低迷,但其中不同行業之間的態勢也有所區別。
2、我省機械工業經濟運行狀況
按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統計口徑,我省機械工業至200年12月共有規模以上企業1060家,企業數僅次于江蘇的13724個,處全國機械工業第二。
200年1-12月浙江機械工業完成主營業務收入13878.43億元,同比增6.70%,低于全行業平均9.41%,增速處行業20位,總量居第4(全國超萬億的省市還有;蘇38519.43、魯29395.76、粵43393.24、遼13409.52、滬12643.0、豫13117.08);實現利潤898.20億元,同比增11.00%,高于全行業平均10.61%,增速處0位,總量居第6(蘇2778.84、魯1871.89、滬1545.35、粵110.35、豫1041.67、遼778.95)。
全年進出口總額621.74億美元(粵1568.48、蘇1091.88、滬1046.23、京753.29、魯402.22),總量處全機械行業主要出口20個省市第5位,同比增7.63%,增速處12位;其中出口545.57億美元(粵996.59、蘇671.31、滬412.40、魯265.07)處第3位,增10.06%,增速處10位;進口76.17美元,總量處全行業第9位,增-7.06%,增速處19位。
二、怎么看機械工業經濟運行形勢
1、從企業微觀經濟運行狀況來看
在經濟運行總體下行的壓力下,絕大部分企業倍感下行的壓力,相當一部分企業經濟運行困難,200年1-12月我省機械行業的企業虧損面達11.21%,比上年增加了0.71個百分點。有一部分企業倒閉或瀕臨倒閉,企業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分化狀況,好的企業更好,困難的企業則更困難。200年我省機械行業的企業虧損面雖然擴大,但是虧損額反而下降了3.56億元。縱觀經濟運行好的企業,大部分都有一個好的產品,產品有特色,企業在細分行業中有較高的地位,有不少企業就是細分行業中的隱形冠軍。
在嚴峻的經濟形勢的壓力下,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企業科技創新,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的動力。市場倒逼機制,促進了行業的科技創新和結構調整。
2、從全國機械行業和浙江機械行業中觀的層面來看
1)產品結構升級有新進展。
市場的倒逼機制,促進了行業結構升級。
以機床行業為例,雖然行業總體經濟運行形勢較為嚴峻,倒逼了行業的產品結構調整,200年金切機床數控化率為30.36%,比2013年的28.8%提高了1.56個百分點;機床工具行業進口增長12.52%,但出口增長高達20.67%;金切機床出口平均增長19.38%,但其中數控機床和加工中心增幅高達26.32%和31.90%。同樣我省機床行業的情況也類似,可見機床產品結構正在提升。
汽車行業主營收入增幅高于產量,利潤增幅高于主營收入。200年1-12月,汽車產量增長7.26%,主營收入增長12.07%,利潤總額增長17.94%,其中主營活動利潤增長18.44%。可見汽車行業的產品升級和產業鏈的延展正在取得進展。
再以新能源汽車為例,200年新能源汽車生產78499輛,銷售74763輛,比2013年分別增長3.5倍和3.2倍;其中純電動汽車產銷分別為48605輛和45048輛,比2013年分別增長2.4倍和2.1倍;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產銷分別為29894輛和29715輛,比2013年分別增長8.1倍和8.8倍。
反映新產品開發的機械工業科技進步獎,近年來科技發明和科技進步成果獲高等級獎項的項目數明顯上升,一等獎和特等獎由以前每年20項左右上升至30項以上,200年這一勢頭更為顯著。
我省機械工業200年1-12月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6.70%,雖低于全行業平均水平,但實現利潤同比增11.00%,不僅利潤增幅高于全行業平均10.61%,也高于主營收入,利潤增速處全行業0位,位次明顯高于主營業務收入增幅。說明我省機械工業的產業及產品結構在向價值鏈的高端發展。
2)現代制造服務業發展提速。越來越多的機械企業已開始由“硬”產品生產者向“用戶完整解決方案”提供者的方向升級,促進了銷售額和利潤的較快增長,有的企業制造服務業的收入已超過了設備的銷售收入。同樣,我省機械行業也有不少企業從單純的設備制造向為用戶提供成套設備或完整解決方案發展,有的已取得了明顯成效。
網絡化運營等新興商業模式在一些先行者企業中開始探索,他們以網絡技術和智能技術為支撐,著眼于世界市場,利用全球資源,以系統集成的方式切入高端市場。
3)“四基”領域的自主創新深化推進
“重主機,輕基礎”的狀況逐步改善,注重關鍵零部件、關鍵基礎工藝、關鍵專用基礎材料和行業、企業技術基礎的“四基”已逐步形成行業共識。在越來越多的高端主機裝備實現國產化突破的同時,此前明顯薄弱的關鍵零部件開始出現加速自主創新的喜人勢頭,高端液壓系統、軸承、數控系統、特種專用材料等陸續傳出可替代進口的喜訊。企業的基礎工藝得到了強化,先進裝備和工藝技術推廣速度加快。以標準為代表的技術基礎工作在創新中的重要性越來越被認同。
4)國際競爭力保持上升勢頭
表現之一:對外貿易實現較大順差。200年1-12月累計,機械產品進口3232億美元,出口4023億美元,累計實現對外貿易順差791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表現之二:一般貿易出口金額占比和增幅均已超過加工貿易。 200年,機械工業中附加值較高的一般貿易出口2383億美元,同比增長11.15%;而加工貿易出口1266億美元,同比只增長1.99%。一般貿易無論是出口金額占比還是增幅均大大超過加工貿易,表明機械產品外貿出口的附加值在穩步提升。
5)運營效率有所改善
“十一五”期間全國機械工業主營收入利潤率逐年提高,但進入“十二五”后則逆轉為逐年下降;令人欣慰的是,2013年開始止跌,比2012年回升了0.12個百分點,而200年1-12月(7.02%)延續了這一回升態勢,同比又回升了0.08個百分點。我省機械工業主營收入利潤率2013年開始止跌達6.89%,200年1-12月為6.47%。
200年1-12月累計,全國機械工業資產保值增值率保持較好水平,為113.02%;流動資產周轉率為2.08次,同比提高0.03次;成本費用利用率7.58%,同比提高0.06個百分點;資產負債率為54.60%,同比下降1.07個百分點;但總資產貢獻率0.52%,同比略微降低0.09個百分點。我省機械工業資產保值增值率200年1-12月為110.98%,比2013年增2.97%;成本費用利用率6.87%,同比提高0.65個百分點;總資產利潤率5.66%,同比提高0.05個百分點。但總資產貢獻率10.13%,同比降低0.18個百分點;流動資產周轉率為1.41次,同比下降了0.09次。
3、從全國宏觀經濟形勢看
200年全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63.6萬億元,比上年增7.4%;城鎮新增就業1322萬人,高于上年;居民消費品價格上漲2%;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8%,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9.2%。GDP的增速下行,但與人民生活相關的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卻是增長的,居民消費品價格上漲也是在合理范圍之內。、
從國內整體經濟大環境來看,投資增長乏力,新的消費熱點不多。世界經濟在美歐復蘇帶動下將溫和回暖,呈低通脹、弱復蘇格局。投資、出口和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總體仍呈現出動力不足的格局,且需求不足局面短期內難以改觀。國內傳統產品產能的嚴重過剩,進一步加劇了需求的不足。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
近幾年來,中國經濟基本上呈現下行走勢,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需要指出,站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層面上,會對經濟增長的目的有多樣的看法。
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經濟增長?如何解決經濟增長的目的,實現比較理想的經濟增長?我們認為,有兩點必須考慮:一是盡可能滿足居民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這是居于經濟發展首位的目的;二是爭取開放條件下的國際競爭力優勢,保持對外貿易的總體平衡、略有結余。滿足這兩個目的,應該算是比較理想的經濟增長。為此有以下因素應當考慮:居民增長的消費需求因素,一般來說,人類在解決溫飽、生活設施初步完善以后,主要追求消費的品質、安全、環境和健康等因素,消費表現出科學合理而富于理性;資源的供給因素,考慮資源的保護與可持續利用,必須重視經濟增長的質量而不是速度和數量;環境容量因素,在現代社會,環境成為人們重要的消費元素,要考慮環境對經濟增長的剛性約束;國際競爭力因素,中國過去主要是依靠利用外資、擴大出口,以勞動力的低成本、環境準入的低門檻以及土地的低價優惠,那種有缺陷的國際競爭力優勢將好景不在,必須在爭取新的國際競爭力優勢方面有所突破;科技創新因素,科技創新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在某個歷史階段,資本和技術的引進會成為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是從長期看,必須依賴于科技自主創新;制度因素,作為經濟制度表現形式的經濟體制,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增長的實際效果。
綜合考察上述幾個方面對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我國的經濟增長應當說基本上還是正常的,增速是處于合理區間,同時也意味我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和環境已經或將要發生諸多重大轉變。過去30年快速增長積累危險的凸顯和釋放,以及人口、資源、環境紅利等基本面的悄然變換。增長速度將與過去30年二位數的狀態基本告別,與傳統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基本告別。進入了目前稱作為“新常態”的狀況。所謂新常態,我個人的理解,是中國面臨經濟運行狀態的一個階段性轉變,即由原來高速增長的狀態,轉變到一個新的穩定增長的軌道,開啟經濟增長的新常態。“新常態”之“新”意味著不同以往,“新常態”之“常”意味相對穩定,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適宜、結構優化、社會和諧。
國際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在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階段之后,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增長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幅度大多在30%-40%,日本和韓國回落幅度接近50%。
根據最早提出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這一重大命題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的2013年的結論,“中國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已經開始,且最近兩年將是轉換期,其潛在增長率在7%-8%之間;在經歷一個尋找均衡點的波動過程后,潛在增長率將可能最終穩定在6%-7%”。他們又認為,“經濟增長速度回落到什么程度能夠穩住,仍然需要進一步研究,他們推論,中速增長大概在6%到7%之間,甚至可能更低一些”。
在“新常態”的狀況下,必須拋棄狹隘的速度思維,突出以消費為目的的經濟增長,將環境保護放在經濟增長的首位,促進分配公平基礎上的經濟增長,建立有責任約束的經濟增長機制。因而,目前經濟基本上還是運行在合理區間。中國經濟正處在向“新常態”的過渡期。無論是浙江還是全國,經濟形勢仍然將是比較平穩的,不用太悲觀。同時要積極適應經濟增長新常態,首先要遵循客觀規律,保持平常心態;其次要合理調整預期,科學制定規劃;最后要釋放改革紅利,加快創新驅動。當然企業家們也得把問題看多一點,畢竟轉型時期的矛盾很多,壓力很大。對有實力、有本事、有能耐的企業和企業家來說,要積極適應,同時又要瞻前顧后、謀好未來、嚴防盲動,那一定是機遇多于挑戰,前景是美好的。
三、關于“十三五”發展規劃
“十三五”規劃研究工作已全面啟動。研究編制好“十三五”規劃,事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事關“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實現,也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
1、“十三五”規劃的特點
1)“十三五”規劃將是歷史上一個全新的規劃
“五年規劃”是我國國民經濟規劃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介于年度短期規劃和十年、二十年長期規劃之間的一個重要規劃。我國自1953年開始研究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迄今為止,已編制實施了十二個五年計劃或規劃。目前,正在著手編制第十三個五年規劃。60多年來,五年規劃的編制大致可以分為兩大時期和三大階段。第一個時期也即第一個階段,主要是1953年到1980年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編制實施了五個五年計劃。第二個時期是改革開放以來,這一時期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80年到2005年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編制實施了五個五年計劃;第二個階段是從2006年編制實施第十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把計劃改為規劃,尤其是規劃中把主要指標區分為預期指標和約束指標,表明我們對計劃與市場或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當前,我國正在研究編制的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即2043到2020年的規劃,“十三五”規劃將開啟五年規劃編制實施的新篇章。這是因為“十三五”規劃的背景與以往不同,我國經濟處在發展階段轉型的關鍵期和轉入新一輪發展的常態期,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發展理念、發展理論、發展模式以及發展的評價標準等都將發生重大變化。
2)“十三五”規劃的背景將面臨“八期”融合的機遇和挑戰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急劇震蕩,陷入深度的結構調整之中。這種深度調整目前尚未結束,很可能將延續到“十三五”期間。雖說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其內涵和條件已發生了深刻變化。總體來看,“十三五”規劃的背景將面臨八期交織與融合的復雜形勢,這里有機遇,也有挑戰。
所謂“八期融合”:一是經濟增長換檔期。二是結構調整陣痛期。三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三個期”是中央做出的判斷,也是大家的共識。問題是這三期疊加不是短期的,可能要經歷一個比較長的過程。除此之外,影響未來經濟發展的還有“五個期”:一是社會矛盾凸現期。貧富差距是社會矛盾的集中體現,也是判斷改革成敗的重要標準。2003年到2013年這十年,我國反映貧富差距基尼系數始終保持在0.47以上,達到了聯合國有關組織認為收入差距較大的O.4-0.5的警戒線。同時還有腐敗、特權、壟斷、社會道德和誠信等引發的問題,還有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國際恐怖勢力的侵擾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傳統粗放型發展模式的改變。二是環境治理緊迫期。過去長期實行的“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造成大氣污染、水體污染、土壤污染等問題累積性爆發,生態環境已到了不治理就難以生存和發展的地步。三是全面深化改革攻堅期。30多年來,我國改革開放逐步深化,破解了許多影響和制約發展的難題,但也積累了諸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許多影響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需要通過包括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以及黨的自身制度改革來破解和推進。四是國際市場低迷常態期。過去我國的高速增長既得益于改革,也得益于經濟全球化的擴散效應,得益于發達國家的投資、產業、技術轉移和消費升級帶來的市場擴張,而這一進程被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所打斷。目前市場成為最稀缺的資源,世界經濟已由危機前20年的年均增長5%左右,下滑到2008年以來年均不到3%,世界經濟低迷將成為一種新常態。五是國際地區沖突頻發期。經濟發展有賴于穩定的和平環境。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地區沖突不斷。先是伊拉克戰爭,后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相繼動蕩,使這些國家經濟不僅沒有增長,反而出現倒退,縮減了市場需求。最近巴以沖突,特別是烏克蘭局勢愈演愈烈,將使大國關系發生重大變化,相互制裁迭起,勢必影響全球經濟合作和經濟治理,進而影響全球經濟穩定發展。再有,美國插手我國周邊如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致使中日、中越、中菲局勢緊張。所有這些,不可能不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政冷經熱也會轉為政冷經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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