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字經濟的浪潮中，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仍在摸索中前進。8月4日，工信部發布了前一日召開的中小企業數字化工作座談會相關情況。會議提出了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3+1+N”工作機制與“鏈式”轉型路徑。前者為打造優秀案例，后者則為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通力合作。業界專家分析稱，目前，中小企業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普遍面臨缺錢、缺人、缺技術的困境，在尋找更合適的數字化轉型路徑上，以大帶小的“鏈式”發展或許能開辟一條新的道路。
“鏈式”新路徑
會議提出的“3+1+N”工作機制，即健全完善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政策、評價、服務三大體系，籌備辦好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大會，培育推廣一批大中小企業協同數字化轉型典型模式和解決方案。
同時，會議還指出，要將政府與市場作用相結合。一方面，要加強政府引導，通過強化財政支持，撬動龍頭企業、社會資本合力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要發揮大企業引領作用，帶動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中小企業“鏈式”數字化轉型。
對此，北京工商大學商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洪濤表示，“3+1+N”工作機制和“鏈式”數字化轉型對于中小微型企業小散亂差的現象具有重要作用。“‘3+1+N’工作機制可以探索模式試點、推廣多種示范，‘鏈式’數字化轉型是數字化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根本要求，重要的問題是解決‘兩張皮’的問題，解決從實際出發的數字化轉型模式。”洪濤如是說。
近年來，助力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各國都在行動。我國在政策層面也不斷加碼。“十四五”規劃綱要中便專門設置“加快數字化發展 建設數字中國”章節，并對加快建設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營造良好數字生態作出明確部署。工信部圍繞提升中小企業數字化能力，積極培育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主動支持數字化賦能平臺發展，切實鼓勵各類主體做好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服務。河南省發布首批15家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心創建單位，切實打造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服務組織。在支持中小型制造業企業“上云上平臺”的需求側政策推動下，廣東省當前已累計推進2.25萬家規上工業企業數字化轉型。
數字化轉型難在哪
事實上，在數字經濟伊始、政策尚未集中發力之時，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呼聲便開始出現。北京社科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智能社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王鵬認為，數字化轉型對于企業本身提質降本增效、優化流程、拓展業務、增加盈利能力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急需發展的中小微企業而言。
近年來，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不乏優秀案例，疫情期間的“無接觸配送”便是很好的例子。如良品鋪子、林清軒、紅蜻蜓三家品牌在疫情期間業績不降反升，究其原因，正是當在聚集性活動受到限制時，這些企業探索了多種數字化“無接觸模式”，如無接觸點取餐、共享員工等，實現了逆市數字化轉型。此外，美團也首創了“無接觸配送”模式。
與此同時，許多中小型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也面臨著一些難點。“概括來看轉型的難點主要是缺錢、缺人、缺技術，缺錢則是主要因素。”王鵬解釋道，首先，規模以上企業一般都有專門的信息技術部門和相關技術，而中小企業在該領域比較欠缺;其次，數字化轉型需要復合型人才，而中小企業本身人才的吸納能力相對有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資金，沒技術、沒人才，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方法來解決并賦能，但資本不夠雄厚的中小企業不一定能額外有這部分資金。
“歸根到底，有錢能解決很多事情，而中小企業資金的問題則需要國家政策和市場予以解決。”王鵬說道。
數字化轉型成本高是怎樣一個概念?中國企業研究所秘書長唐大杰從企業數字化管理的角度舉了個例子，“目前，市場上優質、低廉的企業信息化服務供應商較少，整體處于高度壟斷的狀態。尤其在制造業領域，當要利用信息化系統進行數字化管理時，主流信息化服務供應商如德國的SAP和國內的東軟集團相關服務年費動輒便上百萬元，一般的中小企業很難用得起”。
此外，洪濤則解釋了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的一些具體業務問題，如由于沒有采用正確的數字化技術，導致數字化增加了企業的成本，而不是降低成本;沒有將數字技術與業務緊密結合，只是數字+技術的“兩張皮”。
如何更合理地進行數字化轉型，中小微企業依舊在摸索之中。
“大帶小”如何落地
在眾多發展路徑中，相較于發展模式上的倡導，唐大杰認為“鏈式”的數字化其實是一個更有價值的提法，也是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時最合理的一個路徑。
“為什么我們中小企業數字化做不好呢?原因有很多，其中一點就是‘鏈’沒有形成。企業要完成數字化轉型、實現數字化管理以及與上下游供應鏈形成對接，成本非常高。所以中小企業很難享受到完整的數字化服務，‘鏈式’則是一個比較好的視角。”唐大杰解釋道，即在一個產業鏈里面，由核心企業發揮關鍵帶動作用。
如何發揮核心企業的帶動作用，唐大杰表示，可以由整個產業鏈里面的核心企業為主導，形成信息共享平臺、結算平臺、銷售平臺等。他舉了一個汽車行業的例子：比如比亞迪作為一家大的汽車公司，上游有些小型制造公司給它提供車玻璃、方向盤等，這些小制造公司自己可能沒有能力購買數字化管理服務，但比亞迪的數字化平臺可以向這些供應商開放，促使彼此知道各方生產、供應、物流、結算等一系列進展，從而實現數字化銷售管理和市場管理以及更好的合作。
在這個由上下游企業自主發力的產業鏈里，政府可以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唐大杰給出了另一個維度的建議。首先，數字化轉型需要的大量基礎設施，如物聯網建設就相當于信息化里的高速公路和倉儲，應該由政府來提供較好的限期投資、產業規范和行業標準。其次，在核心企業為中小企業提供轉型升級的帶動作用后，政府可以給核心企業一些補貼，如加大減稅等，同時也可以給中小企業提供有利于其發展的一些金融支持。
在產業鏈和政府之外，唐大杰認為數字供應商也可以發揮很大作用。“政府可以鼓勵信息化企業更多地提供相關的數字化服務。”他如是說道。
來源：OFweek工控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