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中國如何成為領跑者？現階段，中國應采取“軟硬兼施”的“混合版”模式，即通過CPS，實現信息的軟與物理的硬之間融合。一方面，努力從消費互聯網向工業互聯網轉型，關注大數據和云計算在制造業領域的運用；另一方面，中國有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有制造業賴以生存的廣闊市場，在制造業中間環節，中國選擇德國的標準更適合。
歷史經驗表明，全球性經濟危機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創新與突破。后危機時代，推動科技領域革命性突破，尋求一種新的經濟增長模式，是西方國家重振經濟的必由之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掀起了新一輪工業革命浪潮。這場世界級的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我們需要全面正確認識，才能避免中國的發展偏離世界運行軌跡。
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本質
關于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本質，學界有不同解讀。有的從低碳經濟視角，認為誰能牢牢把握能源變革這個根本，誰就能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搶占先機；有的則從信息技術與生產服務領域的深度融合角度，認為工業革命的核心就是變革和發展制造業，把新能源只看成是其中的一個領域。
歷次工業革命是技術革命與制造業革命和能源革命的聚合。一個完整的“工業革命”，在范圍上應該包括制造業革命和能源革命，而技術革命貫穿于始終。在過程上工業革命是沿著這樣的路徑展開的：一場新的工業革命往往發端于新技術的革命性突破（歷史和邏輯的起點）→制造業革命（技術在產業部門運用與擴散）→能源革命（生產獲得新的動力）。在時間上，一次完整的工業革命包括兩個長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大約100年左右）。
新一輪工業革命到底要解決什么問題？我們需要從理論上進行分析。工業革命從1.0到2.0再到3.0，復雜性不斷地上升，成本越來越高，成本越高，生產過程也就越難控制。如何解決“多樣性價值和復雜性成本之間的矛盾”，已成為制造業面臨的最大挑戰。工業化的矛盾要求人類用全新的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來解決生產力發展中的矛盾。因此，烏爾里希·森德勒在《工業4.0》中指出，工業4.0實質是為了“控制工業的復雜性”，是為了解決工業化過程中“收益—成本”之間的矛盾。如何把復雜變成簡單？工業化和傳統產業做不到，而互聯網則能夠非常容易地控制復雜性，越復雜成本越低。因此，從工業化到信息化的轉變，從傳統產業到互聯網經濟的轉變，其本質就是從復雜性越大成本越高，向著復雜性越大成本越低的轉變。這便是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本質，也是
歷次制造業革命的普遍規律。
新一輪工業革命不同的實現路徑
危機后，西方發達國家從自身的優勢出發，提出了不同的工業革命道路。美國提出工業互聯網和先進制造業2.0（AMP2.0）；德國提出工業4.0，由此形成兩種不同的實現路徑。
美國路徑——“互聯網＋傳統制造”，側重于從軟件出發打通硬件。技術創新能力強是美國的優勢，其改進方向是以互聯網激活傳統制造，發揮技術創新優勢，占據制造業上游。
主要特點是：在互聯網與傳統制造企業關系上，強調互聯網企業主動與傳統制造企業合作。如Facebook以研發為先導，進軍終端領域；亞馬遜做云服務供應商，為傳統制造企業提供一攬子互聯網解決方案。
強調商業模式創新。美國更強調生產方式、組織形式、管理理念的創新，是在“+互聯網”基礎上發展的新形態，顛覆性創新多、不可規劃，可形象比喻為化學反應。
普惠開放。美國版通用性強，云和大數據公有，硅谷有大數據服務公司，降低了傳統企業接入互聯網的門檻，投入成本較低，不受企業規模的影響，中小微企業也能成為客戶。
在機器與人的關系上，究竟是人決定技術還是技術決定人？美國認為機器替代人是解決高人力成本的重要手段，較少考慮機器對就業的影響。
德國路徑——“傳統制造＋互聯網”，側重于從硬件打通到軟件。德國的優勢在制造業中間環節，其改進方向是，用“信息物理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 ems，簡稱CPS）”使生產設備獲得智能，將制造業向智能化轉型，以控制工業的復雜性，降低成本。
其特點是：在互聯網與傳統制造企業關系上，強調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德國很關注生產過程智能化和虛擬化的深刻改變，并建立完善的工業生態圈。如西門子“數字工廠”通過端到端的數字化，實現了“機器控制機器的生產”，生產設備和電腦可以自主處理75%的工序，工廠產品合格率達到了99.9985%。
進入門檻高。由于突出技術優勢，而核心技術又往往掌握在大企業手中，創新周期長，需要持續投資，成本高。能夠實現的，往往只有那些具有雄厚傳統工業制造背景的大型企業。
封閉體系。由于突出核心企業主導作用，工廠內的制造場景在方案中居于中心位置，云和大數據是少數企業內部溝通的私有產物，最大用戶是企業自己，如GE炫工廠2015年落地在自家的Pune。因此，德國制造出現了很多“信息孤島”。
在人與機器關系上，強調人機充分融合。德國與美國的理念有很大的不同，德國始終把人放在制造業升級的核心位置，2043年底德國發布《勞動4.0白皮書》，德國政府在此框架下充分考慮工業4.0對就業的影響。
中國戰略：揚長補短，“軟硬兼施”
歷次工業革命都為后進國家趕超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喬·瑞恩、西摩·梅爾曼明確指出，制造業缺乏的國家很容易被制造業強勢的國家控制。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中國如何成為領跑者？現階段，中國強在互聯網支撐服務業，短在生產性服務業。如何揚長補短？中國應采取“軟硬兼施”的“混合版”模式，即通過CPS，實現信息的軟與物理的硬之間融合。一方面，向美國學習，努力從消費互聯網向工業互聯網轉型，關注大數據和云計算在制造業領域的運用；另一方面，中國有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有制造業賴以生存的廣闊市場，在制造業中間環節，中國選擇德國的標準更適合。從國家戰略上，現階段中國需要重點解決以下五個關鍵問題。
（一）從制造方式最基礎層面上進行變革。在這場革命中，無論是德國還是美國，都注重從制造方式最基礎層面上進行變革，從而實現整個工業發展的質的飛躍。并不拘泥于工業產值數據這個層面上“量的變化”，而更加關注工業生產方式的“質的變化”。《中國制造2025》強調的是在現有的工業制造水平和技術上，通過“互聯網+”這種工具的應用，實現結構的變化和產量的增加。這種區別就好比中國是在工業現階段水平和思維模式上尋求階段內的改進和發展，美國和德國則是尋求從工業3.0階段跨越到工業4.0階段，實現“質的變化”。
（二）加強對革命性技術的研發。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西方國家不約而同都把CPS作為革命性技術。如美國總統科學與技術顧問委員會把CPS系統作為網絡與信息技術領域的第一優先發展方向。德國把CPS列為工業4.0的核心技術，歐盟的第七框架計劃在2008年—2017年投入27億歐元開展嵌入式計算與CPS系統相關技術的研發。我國于2012年啟動了《面向信息—物理融合的系統平臺》主題項目，列入國家863計劃。這種CPS系統小如心臟起搏器、大如國家電網，其意義在于實現了物理世界與信息世界的整合與統一，將讓整個世界互聯起來。如果說互聯網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CPS將會改變人與物理世界的互動關系。
（三）建立統一數據中心，對公共數據實行開放。大數據不僅是一種海量的數據狀態和相應的數據處理技術，也是一項重要的基礎設施。在科學數據方面，歐美國家建立了匯交、共享的開放平臺和機制，同時還有科學數據的共享法律。公共數據開放，能夠大大降低運營成本。但目前，我國公共數據資源太封閉，從源頭上有礙于創新。我們要借鑒美國的做法，開放公共數據。現階段，可以采取“階段性逐步開放”策略，根據數據需求度、涉密度等多個因素，將數據劃分為立即開放、短期內開放、計劃開放、暫時無法開放四個類別。
（四）用標準引領新一輪工業革命。
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本質是主導這個世界未來的工業標準之爭。中國要高度重視標準化工作在產業發展中的引領作用，及時制定量化深度融合標準化路線圖。著力實現標準的國際化，使得中國制定的標準得到國際上的廣泛采用，以奪取未來產業競爭的制高點和話語權。在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標準化時，要突出標準的高技術性、協調性、動態性、開放性。
（五）建立“基礎研究→產業化”創新生態系統。中國基礎研究產業化率很低，僅是發達國家的1/4；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這是中國在創新方面的短板。可借鑒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和美國《拜杜法案》的做法。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是公益性、非盈利的科研機構。主要為工業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提供有償的技術開發和技術轉讓。該協會年平均可為3千多家企業完成1萬多項科研開發項目。1980年美國的《拜杜法案》專利制度，作為一種“為天才添加利益之火與油”的制度，其根本目的是通過授予發明者一定的壟斷權換取技術的公開，從而促使創新。目前，美國通過“制造創新網絡計劃”，要建立15個全國性的制造業領域的產學研聯合網絡。中國也應該組建一個由高校、科研機構和工業企業的研究人員共同研發合作的平臺，形成一批制造業創新中心，重點開展行業基礎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發工作，促進創新技術更“接地氣”地與傳統產業相結合。
新聞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