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關于世界金融危機
由于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波及全球，究竟會不會卷入這一席卷全球的危機。首先講講什么是次貸危機：次級貸款實際上就是把錢借給沒啥信用的人，這聽起來變是一個可怕的想法。作為全美最大的規模的非機構低押擔保證券商，RFC購買那些不符合房利美（Fannie Mae，全稱為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和房地美（Freddie Mac，全稱聯邦住房抵押貸款公司）的貸款業務指導準則的貸款。他們的信用紀錄很差。在貸款被批準的時候，他們還拖欠著債務。信用報告的其余部分全是過去的債戶賬戶和注銷賬戶的紀錄。華爾街的投資機械開始將這些抵押貸款證券化，就是把很多抵押貸款打包成金融產品，被稱作貸款支持證券。借款人的本息是這些金融產品的投資，地是創造了一個二級市場。將抵押貸款打包證券化的過程中把這些無法輕易變現的非流動資產變成了流動資產。通過二級市場的交易，投資者們很快培養起購買這些高收益證券的需求。如果說次級貸款有什么藝術性可言的話，那就是“無中生有”。目前這次金融危機本質上無非是信用被無節制甚至可以說是惡意的被放大，信用危機導致金融危機，進一步信心崩潰，市場走到一個非常不理性的程度。
應當說我國會受這一次國際金融危機很大的影響，造成經濟發展速度的下降，但我國不會發生金融危機，這是基于：
1. 我國的消費觀念沒有金融危機發生的土壤。
美國是一種典型的“信貸型”消費觀，國家和人民均是“寅吃卯糧”。政府靠大量進口廉價的商品和巨額的借貸維持經濟運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其外債總額達4萬億美元，接近一年的GDP。這四萬億中中國就有美國政府債券5850億美元，是美國的頭號債權國，也就說我們把很多出口換來的美元又送回了美國，使得美國政府和人民可以“寅吃卯糧”。曾經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說的是一個中國老太太和美國老太太在上帝那兒關于她們住房的對話。中國老太太說：“我終于可以買一套自己的房子”，而美國老太太說“我終于把我住房的貸款還清了”。這個故事充分反映中國人與美國人消費觀念的巨大差異。我國銀行的巨額存款，就是我國人民消費觀念而形成的這種高儲蓄率的反映。
2. 我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程度不夠
全球化帶來了全球資本的流動，一個國家可以博殺于全球的資本市場，參與金融利益的分成，并攀上全球生態鏈的高端，靠資本拉動經濟快速的發展，從而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由于我國開放只有短短的30年，我國經濟還沒有全面的與世界經濟接軌，尤其是我國的金融體系基本還是一個獨立的運作體系，整個金融體系處于國家嚴格的監管之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經做過一項推算，美國GDP每上下浮動一個百分點，臺灣和新加坡會受影響一個百分點，對日本的影響是0.3個百分點，而中國僅為0.1個百分點。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我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以禍得福”的結果。
3. 虛似經濟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和國際性，發展的速度很快，經濟效益來得很快。這一發展模式的前提是要有足夠強大的實體經濟做支撐，經濟結構應當是一種金字塔。如果一個國家的大部分資產是虛似資產，其經濟命脈就會掌握在全球金融投資者手中，從而變相地失去了一部分金融自主權。當金融危機來臨時就沒有足夠的資金救市，政府缺乏拯救經濟的能力，最終導致國家信用的“破產”，只能以更多的金融主權為代價，尋求別人的援助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冰島，冰島自上個世紀90年代，舉國大肆借債，以高利貸吸引海外存款，然后去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從而迅速積累起巨額財富。當金融危機來臨時，外來資金回抽，造成了冰島金融體系的迅速垮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是發展實體經濟為主的，所謂的“制造大國”就是實體經濟的一種一個稱謂。我國這實體經濟為主的，虛似經濟成份不大的經濟結構，將有效地阻止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
4. 外匯是一個國際貿易的支付手段，我國現在已是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家，手中掌握巨大的外匯儲備，當金融危機來臨時有足夠的資金支付，。目前我國的的外匯儲備已達2萬億美元，政府有很強的拯救經濟能力，足以抵御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的外匯儲備中有近6000億以美國政府的國庫券形式存在，4000億美元以抵押債券和機構債券。這種債券總是直接或間接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由于各類投資者為了安全投資，通常向會轉移到政府債券等優質資產中避險，因而這些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普遍會增值。
5. 金融危機中股市、地方債券、公司債券、石油、木材、銅甚至黃金等價格均會下跌，前三個月能源和大多數資源的價格下降了一半甚至更多，使中國下一輪經濟增長的成本更低。同時危機為中國提供了罕見的機會，讓中國可以重新分配其外匯儲備，減少對美國國庫券的持有，增加對陷入低谷的證券和資產的投資。這種系統性的投資重新分配可以為中國長期的經濟增長提供幫助。
一般認為三類國家將成為金融危機的犧牲品。一類是有巨額外貿赤字或大規模外債的國家。由于這些國家完全依賴外資的流動，因此政府對銀行的救助不大可能奏效。如：匈牙利、羅馬利亞、、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烏克蘭等國；第二類國家是有著龐大的銀行系統的小國，還以冰島為例，冰島經濟規模微不足道，卻有巨額經常項目赤字，作為國際借貸者的冰島政府自身不具備任何信用，金融夢碎，面臨“國家破產”只用了三天；第三類國家有貿易盈余和充足的儲備頭寸，但對金融體系監管不力，如俄羅斯和阿根廷等幾個拉美國家。顯然中國不在此列。
五、對策與建議
金融危機后，誰是最后的贏家，使自己在世界經濟中處于有利地位，不能吊以輕信，沉著應對。應對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勢，有政府及企業二個層面。
1. 在政府層面
堅持“標本兼治、保穩促調”的經濟轉型升級總體思路，治本優先、保壓適度。著重解決新時期增長動力問題，突出重點，因勢利導，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加快有利于消費導向型增長模式成長的改革，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正確處理好轉型升級過程中短期和中長期、結構和總量以及存量與增量問題的關系要認識到轉型升級的過程的漫長性，轉型升級是一種從傳統工業化道路轉向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革命性轉變，絕非可一蹴而就；要在保持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實現調整，不可急于求成。總之，只要宏觀調控措施得當，宏觀經濟仍能保持平衡較快的增長，同時把通貨膨脹控制有可承受的范圍。
在世界金融危機日趨嚴峻的背景下，為抵御國際經濟對我國的不利影響，中央政府強勢出手，經11月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進一步擴大內需的十項具體措施為手段，加快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災后重建、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實現促進經濟平穩增長的中心目標。這些措施都有助于減少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造成的沖擊。擴大內需十項措施，促進經濟增長：一是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房，加快廉租房建設，棚戶區改造，游牧民安居工程，農村危房改造；二是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農村沼氣、飲水安全和農村公路建設，完善農村電網，加快南水北調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大型灌區節水發行加大扶貧力度；三是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客運專線、煤通道和西部鐵路干線，完善高速公路網，西部干線機場和支線機場，加快城市電網改造；四是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加強中西部農村教育設施和鄉鎮文化站建設；五是加強生態環境建設，支持重點節能減排工程建設；六是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支持高技術產業化和產業技術進步，支持服務業發展；七是加快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各項工作；八是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提高糧食收購價格、農資補助等涉補助，提高低收入收入；九是在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減輕企業負擔1200億元；十是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支持力度，加大對重點工程、“三農”中小企業和技術改造支持。
財政政策從實現了三年的“穩健”（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也曾提出，實施了七年后退出）轉為“積極”，貨幣政策從“從緊”轉為“適度寬松”，這是十多年來首次提出，就是要以提振內需彌補外需不足，防止經濟增速大幅下滑。其中今明兩年多時間約四萬億新增投資相當于去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13. 7萬億元的29.2%和全年國民收的0%。增值稅轉型將使全國企業將減負1200億元（增值稅是我國第一大稅種，去年國內增值稅超過1.5萬億元，占全年稅收的31%）最為醒目。
重拳出擊的4萬億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工程。其中鐵路、公路、機場和城鄉電網18000億元，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3700億元，保障性安居工程2800億元，災后恢復重建10000億元，自主創新結構調整4300億元，生態環境建設3500億元，醫療衛生和文化教育400億元。將使今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超過17萬億元，明年將達20萬億元，大概可以每年拉動GDP增長1個百分點。
這次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具有出手快、出拳重，解近憂、謀長遠和促民生、保增長的特點。同時傳遞了強力保增長，擴大投資規模和優化結構并重，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投資帶消費以消費促增長，百姓受益、企業減負和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等信息。
中國的拼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受國際媒體熱評，外電稱道這是堪比“當年鄧小平南巡”和“北京奧運”、“出手之迅速令人欽佩”、是“具中國特色的‘羅斯福新政’”、“彰顯負責大國形象”、將“促進中國經濟戰略轉型”和“展示將如何幫助世界經濟”。
這次政府的強勢出手說明了世界各大經濟體是緊密相連的，雖然中國仍保持對美國和歐洲的貿易盈余，但出口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同樣是重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除了有市場這只無形的手以外，還應有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對市場的干預；中國政府認識到目前的經濟危機光靠降息是遠遠不夠的，這次中國政府組合拳出手比美國政府行動還迅速；中國財政政策刺激的重點是放在基礎設施，這是建設強大經濟所必需的；促進內需是這次調控的重點，中國經濟的發展要減小對出口的依存度，同時還可減少因貿易中對美國和歐洲大量盈余帶來的貿易磨擦。
2. 從企業的層面
回顧改革開放30年浙江經濟的發展階段，上個世紀80年代，依靠體制改革先發優勢，使生產力得到解放，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到上個世紀90年代，浙江憑借與國內消費水平層次相適應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得到新一輪的發展；進入新世紀以來，全國各地消費品工業快速發展，產能趨于過剩，浙江又抓住了加入世貿的機遇，依靠靈活的機制和一定的產業基礎，使過剩的生產能力以外貿出口的方式釋放到國際市場。可以說浙江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取得的。去年以來國際國內的形勢較以往發生了較大變化。對浙江這樣以加工業、勞動密集、中小企業、出口為主經濟結構造成較大的沖擊。從當前看，我省依賴發展的條件發生了逆轉；從長期看，資源要素、環境容量的制約已成定局，粗放型增長難以為繼，調整產業結構勢在必行。有一種機會叫危機，有一種危機叫機會，說的是危機與機會的辯證關系，危機與機會在一定條件下是會轉化的，面對困難要將將危機變機會，不讓機會變危機，這是擺有我省企業面前迫切的任務。從業內企業的角度講主要要練好內功，加快產業升級的步伐，企業考慮“過冬”，但不能“冬眠”。在發展方式上，注重從量的擴張向質的提高轉變，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從粗放發展向集約發展轉變，從注重生產的動作模式向重研發設計和銷售服務運作轉化。在企業產業升級和產品結構調整方面，我認為可以圍繞以下幾方面做好工作：
“勤練內功”審時度勢、清理思路、找準定位、明確規劃、整合資源、技術創新、精細管理、強化營銷、培訓員工，保元氣、謀發展；
“騰龍換鳳”逐步扔掉不適應企業發展的低端產品，沿產品技術發展的趨勢，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產品技術層次，發展更高層次，更高技術含量的產品；
“上下通吃”發展制造服務業，向“微笑曲線”的兩端要效益，改變單純生產的模式，從設計研發、成套供貨、工程承包和“交鑰匙工程”到生產、售前售后服務、日常維修服務、再加工服務等產品全生命周期各個環節通吃，再而發展到供應鏈、物流和金融等服務；
“合縱連橫”：要看到區域經濟往往存在的產品低水平的重復，從而造成“紅海”的競爭狀況，要變“紅海”競爭為“藍海”競爭，從產業鏈著手，精化制造環節，外包非核心部件，發展制造服務業，努力成為產業集聚的一部份，區域中形成眾星拱月的產業集聚；
“脫胎換骨”就是要創新，從觀念、體制、機制、技術、產品、管理等企業各個環節進行全面創新；
“斷尾求生”如果做下去肯定是死，要舍得斷尾，趕快斷尾，整合資源，握緊拳頭，尋求新的產業、新的產品，；
“靜觀其變”產業不錯，只是機會不好，可以“過冬”，但不能“冬眠”，就可以利用機會培訓人，先人一步，等待機會，備足“棉衣”，還要準備“春裝”；
“漂洋過海”現在整個國際制造業均在移動，經濟危機造成企業運行環境嚴峻，不少企業面臨倒閉、破產，正是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抄底的大好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