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以來，國有史，郡縣有志，家族有譜。編史修志，是世代相沿的文化傳統，也是華夏文明的文化基因。
“一方之志，始于越絕”，2000多年前，中國地方志誕生于浙江紹興，《越絕書》成為“方志之祖”；南宋時，“臨安三志”和“會稽二志”是中國傳統方志的定型之作；至清代，紹興人章學誠被稱為中國方志學奠基人。因此，浙江素有“方志之鄉”的美譽。
賡續綿延千年的修志傳統，不久前，《浙江通志》首發式隆重舉行。它于2011年啟動編纂，2022年6月全面完成出版任務。歷時11年，共113卷（其中公開出版的111卷）、131冊，計1.31億字，是自清雍正《浙江通志》編竣后，近300年來第一部完整的省志，全面展現了浙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篳路藍縷的發展歷程，堪稱是一部系統介紹浙江的百科全書。
志書如何得以修成？其中怎樣體現浙江發展脈絡和特色？記者開卷細覽，并采訪了部分志書的編纂團隊成員，交流中，歷史的風云、當下的現實、未來的前景緩緩鋪陳開來——
每一卷
都起碼打磨了五年
方志學奠基人章學誠認為，“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地方志，是一個地方歷史記錄和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
志書的定位是“資料性文獻”，因此要比其他研究和文獻形式更“全面、客觀、系統”。而通志，一般是記述特定行政區域貫通古今的歷史發展過程，時間上的跨度更長。此次《浙江通志》的記錄時限，就是從不同事物的歷史發端開始直到2010年為止。
“編纂志書講究‘橫排豎寫’，即橫不缺項，縱不斷線。”《浙江通志》總編俞文華告訴記者，比如編寫《教育志》，首先要把教育按照幼兒教育、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大類進行劃分；再比如寫基礎教育，要按小學、中學等門類進行細分，然后再從其中各項入手，按照時間線把它們的歷史、現狀都記述清楚。
這并不是記流水賬，而是依時間順序，客觀真實、全面系統地收集、整理某一時間段的重要政策、關鍵事件、重點人物等，根據地方志的記述要求來加以呈現。
編纂志書不能添油加醋，也無須過多修飾，但需要相關編纂人員仔細核實資料，確保入志的事件、人物等準確無誤，交代清楚。
“修志雖然避免議論性的表達，但并不意味著沒有觀點，其實在對入志資料挑選時，觀點就已經融入其中。”《浙江通志》總編室主任顏越虎說，《浙江通志》在選擇門類和事件時，會考慮它們是否能體現浙江發展的歷史、成就和地方特色、時代特征，以此為依據進行篇目設置、志稿編寫。
志書的編纂，講究嚴謹與規范，這條路漫長且艱辛。
《浙江通志·方言志》是首批出版的志書之一。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徐越教授是該卷的主編，她和浙江方言打交道已有30多年，但在編纂《方言志》時，仍深感其中的難度和挑戰。
“因為是修志，所以全省每個縣的方言都要有所覆蓋。”徐越說，浙江的方言分布情況較為復雜，例如我們知道杭州話因為宋室南遷等原因，只分布在杭州老城區，但梅家塢一帶也說杭州話。這些年來，漢語方言發生巨大變化，浙江老派方言特點流失日趨嚴重，現有資料已難以完整反映更早時期浙江省方言全貌。加上多數方言并沒有書面記載，要通過田野調查，從各地居民特別是老人的口中去尋找、記錄。
調查過程中，不僅要找到合適的“發音人”，最理想的是三代以上的當地人，不能有長期外出讀書或工作的經歷，反應要快，記性也要好。同時，還要不斷啟發“發音人”，不厭其煩詢問相關信息，并一字一句地用國際音標記錄下來。有時，還需要“發音人”配合體會舌頭的位置，感受某個音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從中抓住當地方言里最主要的特征，進行歸納和記錄。
同樣因缺乏書面記載而需要進行大量實地調查的還有民俗。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浙江通志·民俗志》副主編何善蒙表示，在浙江歷史上，把民俗作為單獨門類進行修志，這是第一次。浙江民俗資源豐富，但民俗研究相對而言卻比較薄弱，整體較為散亂。
人們常說“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可見風俗的異同是一切行政區域皆可出現的。但往往，地域歷史文化發展中最生動、接地氣的傳統也是民俗。
“編纂時，我們嘗試著轉換視角，去尋找民俗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表現力。”何善蒙說，自2012年浙江省民俗文化促進會承編以來，經過資料收集、實地調研以及資料長編整理、集中編纂等，直到2020年6月《民俗志》才正式出版面世。
細數《浙江通志》每一卷，編纂團隊都歷經了至少5年時間打磨完成。白紙黑字的背后，是學者們對浙江歷史文化的守望和耕耘。他們緊揣著情懷與責任，奔波在之江大地，徜徉于史海文山，筆耕日月星辰，終成皇皇巨構。
錢江潮天目山茶葉
都入志啦
浙江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在這片沃土上，文物遺跡數不勝數，文化精品琳瑯滿目。記者注意到，此次《浙江通志》的113卷中，還特別設置了《錢塘江專志》《雁蕩山專志》《天目山專志》《海塘專志》《運河專志》《蠶桑絲綢專志》《茶葉專志》《越文化專志》等14卷特色專志，以此來提煉、彰顯浙江獨特的自然風貌和歷史文脈。
“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錢塘江，是浙江的母親河，也是無數浙江人的地方情結之所在。
《錢塘江專志》是《浙江通志》第九十八卷，在以某個具體自然地物作為記述對象的專志中，位列第一卷。該專志主編徐有成說：“上個世紀末，浙江曾從水利的角度編過《錢塘江志》，但這次新編卻不僅限于此，還力求從人文歷史中，凸顯錢塘江的地方特色。”
于是，《錢塘江專志》為錢江潮和海塘開辟專章，并進行了濃墨重彩的介紹。
錢江潮，以洶涌澎湃、氣勢磅礴之景聞名于世，被譽“天下奇觀”。大潮拍岸驚濤，曾引無數文人墨客留下詩篇——“鯤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海闊天空浪若雷，錢塘潮涌自天來”……而觀潮的習俗則始于漢魏，盛于唐宋，流傳至今。錢江潮，不僅是水文奇觀，也成為一種文化意象和精神象征。
記者發現，在《錢江潮》一章中，編纂團隊不僅系統整理了關于“錢江潮”的各類水文數據，介紹在現代水文科學的視野下，錢江潮的生成機理，還梳理了觀潮作為浙江特有的社會、文化現象，古往今來人們對于“錢江潮”的觀察與研究，以及針對觀潮行為的社會管理。
在徐有成看來，作為《浙江通志》的一部分，《錢塘江專志》不能僅從自然區域的角度去編纂，還要回答錢塘江對于浙江而言意味著什么這一問題。如此，就需要從更大的視野來看錢塘江。
《茶葉專志》主編阮浩耕也認同這一觀點。浙江的茶葉種植、飲茶歷史歷經千年，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文明，孕育了濃厚的精神遺產，造就了享譽中外的茶文化。此次《茶葉專志》更是用大量篇幅，記述了浙江茶文化，強化了茶葉的文化特性。
南宋吳自牧所著的《夢粱錄》中有“蓋人家每日不可闕者，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描寫。也許是江南濕潤多雨的氣候、清淡的飲食，讓浙江人在長久的光陰里逐漸形成飲茶的習俗，由此演變成此地不可割舍的文化脈絡。
翻閱《茶葉專志》，該志在篇目設置上專門設有茶文化一章，下設茶以載道、茶事藝文、茶館文化、茶事禮俗、茶文化勝跡、非物質文化遺產、茶文化對外傳播與交流、茶文化社團與活動等八節，是各章中設節最多的一章。
千年以往，茶的滋味延續不斷。而從采茶、飲茶、品茶中，一代代愛茶者以各自擅長的藝術形式，展現著其中蘊含的情趣。唐代的詠茶詩，宋代的茶畫與法書，元代的茶事入戲，明清以散文、小說書寫茶情，近現代關于茶的歌舞和影視等等，這些都被一一記錄在《茶葉專志》中，拓寬了其作為浙江茶葉專志的內涵。
“編纂時，我們還特別增加了現存浙江的古茶樹一節，通過在各地調研、搜集資料，明確了目前浙江共有20處古茶樹所在地。”阮浩耕說，這是《茶葉專志》編纂的一大成果，這些古茶樹不僅是茶葉科研的對象，也是景觀資源，更是浙江的文化積淀。
修志為用
讓大部頭活起來
夏日，走進杭州臨安的天目山抗戰展示館，講解員正在向參觀者介紹發生在這里的抗戰故事。里面的展陳文稿，來自于《浙江通志·天目山專志》。
《天目山專志》是《浙江通志》中第一家通過初審、第一批出版的志書，完整記載了各歷史時段，天目山在自然、科研、生態保護、旅游開發等方面的變化，已然成為大家了解天目山的首要參考資料之一。今年3月，省地方志辦公室印發《關于公布〈浙江通志〉編纂成果轉化應用“十佳”典型案例和優秀案例的通知》，《天目山專志》的應用入選“十佳”典型案例。
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如今，《天目山專志》還成為天目山“名山公園”建設的主要參考資料之一，助推天目山“名山公園”高質量建設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
東晉常璩在《華陽國志》序志中說，地方志有“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勛、旌賢能”的作用。地方志編纂，既是眷戀一方水土，讓所在地的方方面面形成系統性文件被記錄，也是為地方發展進一步積聚力量，讓后人能以更飽滿的精神，意氣風發投入到新時代建設中。
正如《浙江通志·越文化專志》主編潘承玉所說，全面梳理越國歷史文化，意在化古為新，激活其中以“膽劍精神”為核心的不朽生命力，為新時代的文化浙江建設引入豐厚的歷史資源。
堅持“修志為用”的理念，推動方志成果轉化應用的天地很廣闊。
“我們不能讓《浙江通志》成為束之高閣的志書。”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主任鄭金月表示，接下來，將進一步拓展用志途徑，發揮方志功能，讓這項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古老事業煥發新機。
比如，依托數字化改革，推動傳統方志向數字方志轉型，打造一批可聽、可視、可讀、可體驗的方志產品，推進地方志“用起來”“立起來”“活起來”“熱起來”；比如，加強各卷資源的開發利用，將其融入宋韻文化、大運河文化、錢塘江文化、詩路文化等研究活動，發揮志書在新時代文化高地建設中的基礎作用；比如，利用方志成果，推動浙江故事走向海外；比如，利用方志記載的人物和故事，進行精品文藝創作等等。
盛世修志，志載盛世。翻閱這一冊冊裝幀精美、典雅厚重的志書，字里行間是時間與空間的激蕩、歷史與現實的交響。
來源：浙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