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標準化在推動全球科技創新、重塑國際經濟秩序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標準在助推我國高質量發展轉型過程中的基礎性、戰略性和引領性作用日益凸顯。
如何預見和判斷未來五年乃至十年中國標準化事業發展？如果從體制、機制、技術創新、國際化等維度來考量，我們將在哪些方面有可能取得較大的突破？在未來標準化工作中，應該避免出現哪些問題或失誤，應該盡量弘揚哪些優勢和長處？過去五年是標準化大踏步改革的五年，對未來五年或十年作何期盼？
2021年伊始，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站在“十四五”開局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標準化》編輯部對我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背景下推進標準化建設展開預見性判斷和思考，以對中國標準化未來五至十年預見為主題，邀請標準化界專家大咖從各自角度對未來中國標準化事業發展提供真知灼見，交流思想、貢獻智慧，以饗讀者，為助力我國新時代標準化持續健康發展獻計獻策。
本期專家介紹：郎志正，中國標準化專家委員會顧問，“中國標準創新貢獻獎”終身成就獎獲得者，國家標準技術審評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副主任，國際質量科學院院士，原國務院參事。
郎志正：2017年第四季度中央提出“高質量發展”這個新概念，我當時應《中國質量報》之邀撰文《把握高質量發展的機遇》。2020年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零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有10多處提到“高質量發展”，30多處提到“質量”，說明中央非常重視質量和高質量發展。
什么是高質量發展？我認為應從目的、理念和途徑方面來解釋。高質量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不同群體人民的需求。這里強調不同的群體，說明不是專門為了所謂高端群體的需求，而是要全面滿足不同群體人民的需求。
高質量發展的理念是什么？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需要說明的是五大發展理念實際上是為了可持續的發展，我們不能單純從某個方面去理解，他們是相互協調、互為影響的關系。
高質量發展的途徑是什么？我認為是總書記說的“三個轉變”，即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
為什么我們要強調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怎樣來實施，和標準化有什么關系呢？我們說，標準是質量評價的依據，總書記說過，沒有高標準，就沒有高質量，因此，高質量發展與標準化的關系十分密切。談高質量發展就要先解決標準的問題，在中共中央五中全會建議中提到了多處標準。
要講清楚標準的重要性，首先要了解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標準為高質量發展服務，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標準化就顯得非常重要。五中全會提出“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根本保證”，標準化就是高質量發展的保證之一，這個保證是從基礎和技術方面來講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制定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就確定了未來中國標準化發展的基調。
《中國標準化》：如果從體制機制、技術創新、國際化等維度來考量，您覺得標準化工作在哪些方面有可能取得較大的突破？郎志正：在標準化的體制機制方面我說以下幾點。第一，原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經過機構改革轉變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原來的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和國家認證認可委員會現在變成了標準技術管理司、標準創新管理司以及認證監督管理司和認可與檢驗檢測監督管理司，這樣的機構設置對于標準化和認證認可工作從某種程度上有一定的削弱，我建議，國家應設立國家標準化與認證認可管理委員會，統一領導標準化和認證認可工作。標準化與認證認可是相互依存的，產品只有符合標準才能去做認證，產品和服務都是如此，標準化和認證認可部門如能放在一起，對于標準的制定和貫徹實施將是極大的利好。
第二，我談談新修訂的《標準化法》，把標準分成了兩大類，一類標準是政府主導的標準，另一類標準是市場主導的標準，這是創新，在體制機制上有很大突破。政府主導的標準是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市場主導的標準是團體標準（包括聯盟標準）和企業標準。分開這兩大類標準是非常重要的變革，以前沒有明確市場主導的標準，修訂后的《標準化法》里確定了團體標準和企業標準的法律地位，把標準和市場聯系起來，讓市場主導標準在資源配置中起到相應的主導作用。
第三，技術創新和標準化的關系方面，我在本世紀初提出一個觀點，標準化有什么作用？我認為標準化發揮著基礎和引領作用，特別是隨著高新技術的發展，標準化的引領作用越來越重要。
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我們現在都在用的WIFI無線局域網，我們國家自己研發了WAPI標準，是和網絡安全有關的，在中美貿易談判中，成為了談判的籌碼。當時在我寫的參事建議經總理批示后，才有了這個產業的發展。第二個是第三代移動通信TD-SCDMA，我們國家自己研發標準，當時許多人不贊成，說用歐洲和美國的就行了，我當時給總理寫過四次建議，每次都經過總理親自批示，為了貫徹總理的批示，工信部李部長找我們開了個會，根據我的建議，將這個實施TD-SCDMA的任務交給了中移動來完成。如果沒有我們的3G標準，也就沒有后來的4G和5G標準，所以說只有擁有了自己的創新技術和標準，才能有整個產業的發展，并立足于世界。這些例子是標準在高新技術領域發揮重要引領作用的有力佐證。總書記在十九屆五中全會上一再強調要自立自強，技術上要有自己的原創性東西，就是這個道理。在將來的5年或將來到的2035年一定要強調技術創新，這點非常重要。
第四，國際化方面，我們這些年在國際化組織的參與程度和發揮作用方面均取得重大突破，我國先后擔任了ISO、IEC、ITU三大國際標準化組織的領導人，我要強調的一點是在國際化方面怎樣走自己的路，把中國更多的標準引入世界，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例如在印尼中標的高鐵項目上引入我國的全套標準。
對于標準化工作者來講，研究國際化問題很重要，關鍵在于你有沒有創新的東西，這決定了我們能否在國際標準化領域有話語權和受到別人的尊重。在國際化過程中，我們提倡以硬帶軟，硬件是指我們的產品制造，軟件是指標準、專利、認證認可和品牌等。
《中國標準化》：您覺得在未來標準化工作中，應該避免出現哪些問題或失誤，應該盡量弘揚哪些優勢和長處？
郎志正：首先談談團體標準和行業標準的銜接問題。團體標準確立法律地位以后，有人建議取消行業標準，實際上這是不符合國家實際情況的，也是違背修訂的《標準化法》的。新《標準化法》規定了兩類5種標準，為什么只保留2種呢？
要符合中國國情，我們國家的行業標準很多，目前有6萬多個，怎么取消行業標準呢？中國的特色是行業很強，要以團體標準替代行業標準，需要很好的協調，要有一個很長的過程。
就地方標準來說，地方標準發展得快是因為中國地大物博，煙臺蘋果和陜西蘋果、新疆蘋果種植方面的標準肯定不同，每個地方的產品與服務都有自己的特色，不可能輕易取消地方標準。
其次從標準化研究的角度而言，要結合行業和國家的情況，走出中國特色，這些反映在新修訂的《標準化法》里面，是兩大類標準，在這個基礎上再研究，為什么行業標準還要存在？以及團體標準與行業標準之間有什么關系？像輕工行業的輕工協會，國家電網等行業標準和團體標準都合在一塊了，但是在大多數行業比如汽車行業、金融行業等，這些行業標準比較權威，怎樣適當地過渡？有什么分工？是我們要研究的問題。高新技術企業里現在團體標準很活躍，因為技術更新替代得比較快，所以團體標準比較適合這樣一些行業，但是總體來看主要還是行業標準發揮作用大。另外團體標準怎樣有序地發展也是一個問題，需要國家標準化管理機構來抓一抓。
第三是怎樣來更好地發揮國家標準的作用。國家標準如何定位，我覺得還是比較明確，國家標準現在精簡了很多。國家標準是基礎、是導向、是頂層、是底線、是關鍵，在整個國家標準體系中是這樣一個地位。2020年8月成立的國家標準審評技術專家咨詢委員會，讓我擔任主任委員，通過這個委員會來更嚴格地把關國家標準的立項工作，控制國家標準的質量和數量，將更多的標準放到行業標準里去。
第四是要支持企業標準化人員有一定的地位，要對他們有更多的關懷和更好的培訓。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做一個標準匠人”，我們的標準化人員都是在后臺，都是在踏踏實實地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給別人做“嫁衣”，這就更要強調匠人精神。
我們國家標準化工作的優勢第一是有統一的領導，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第二是企業逐漸對標準化有深入的認識，愿意在這方面做一些事情；第三是在高新技術方面，標準化工作有非常好的前景。
《中國標準化》：過去5年是標準化大踏步改革的5年，您能否用一句話來概括未來5年的期盼？郎志正：進一步發揮標準和標準化在高質量發展中的基礎和引領作用，做好標準匠人。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