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純科學》
一、最不遵守標準的美國
現在，罵美國成為一個潮流了，我們當然不能簡單把這當成習慣，而是要科學地認清美國這個國家。10月14日是世界標準日，這個是為紀念1946年10月14日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成立而設立的。在慶祝這個非常專業的節日里，當然要以最專業的姿態來談一下美國：美國是一個最不遵守規則和標準，卻成功引導和培養了其他人，尤其中國的大量知識分子精英們遵守“國際慣例”“國際規則”“國際標準”的心理定式和思維習慣的國家。遵守國際標準當然有其好處和價值，但是，一切國際標準都是人制定的，如果我們只是習慣遵守國際標準，而不知道如何主動掌控和制定國際標準，那就只能是成為跟隨他人的二流國家。
計量基準是科學測量的基礎，而測量又是科學的基礎。現在國際計量體系源頭是1875年5月20日由17個國家簽署的《米制公約》（希望人們記住5月20日是世界計量日，不要只是當成另一個情人節）。美國是這個公約最初的簽署國，但“離奇”的是，直到今天，美國卻是世界上極少量的還沒有采納國際計量標準的國家。他采用的本來就是非國際標準的英制，居然又與英國的英制硬搞出很多不一樣的定義，更加不標準。例如，1英噸=1016kg，而1美噸=907kg；1英加侖=4.546升，而1美加侖=3.785升。
美國在通信標準上始終喜歡另搞一套。歐洲及國際上在電話通信中音頻編碼普遍采用A律，而美國等極少數國家則采用μ律；國際上主流傳輸標準是SDH和E1標準，美國等極少數國家采用PDH和T1標準；2G歐洲和世界上多數國家采用GSM，美國采用CDMA；3G歐洲普遍推WCDMA，美國是CDMA2000，中國是三種技術都推。
在廣播技術上，美國也是搞出不一樣的標準。模擬彩色電視時代世界上有三種標準，美國主導的是NTSC，另外歐洲主導的是PAL，前蘇聯和東歐等普遍采用的是SECAM制（這個技術是法國主導開發的）。不過客觀地說美國主導的NTSC是比較早開發出來的（1952年）。中國是什么情況呢？也是三種制式全兼容，這個充分反映了中國人在技術上習慣遵守所有其他人標準的理念。
在數字電視時代，歐洲及國際上普遍采用的是DVB體制（用于衛星的DVB-S、同軸DVB-C、地面DVB-T），而美國則搞出不一樣的ATSC標準。美國無論是自己技術出現得早還是晚，總是要與國際標準不一樣。
這種情況可能會讓人很迷惑，并且可能會讓有些人產生這樣的疑問：是不是美國這個當領導的老是習慣于制定規則和標準，而自己卻老是不守規則和標準呢？美國的確在很多標準技術的創新上很有作為。美國這個老是不守規則和標準的國家，卻又最喜歡指責別人不守規則。對此該如何全面準確地理解呢？中國進行了多年的標準戰略有什么值得反思和檢討的地方？這是一些非常深刻和專業的問題，在今天需要深入地思考清楚，并且對于今天中國的總體科技戰略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和價值。
二、標準的意義和價值
1.標準多重的含義
談到標準一詞，需要理解到它有多重的含義。產業標準（技術標準）。以提升生產效率和生產規模、降低產品成本、簡化產品設計難度、提升品質等為目的。
通信標準（技術標準）。一般的產業標準是提升各項指標，而對通信來說，標準是工作的底線的基礎。如果沒有標準，完全無法進行通信，它是屬于剛需。
計量標準。它是一切科學測量的基礎。
科研標準。這個影響是非常巨大的，決定了我們科研投入的效率和方向，也決定了我們如何從跟隨型戰略轉向引領型和原創型的科研戰略。
工作管理規范。通過建立這類標準，用于將優秀的工作經驗進行規范和固化，以便于減少學習的難度，精確復制、推廣過程中不致走樣。以相應的規范進行認證、評價等，有助于全社會對需要采用相應規范的組織，企業工作水平的認知。
文明標準。這個是影響力最大和最深刻的標準。2.標準的影響和價值
提升生產與工作的效率與質量。標準是技術與經驗的總結與固化，采納標準事實上是最有效地學習和繼承他人的成果，有利于快速提升生產與工作的效率與質量。行為約束。標準一旦建立，就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約束性。它是生產活動、工作甚至思維的約束與規范。有些標準甚至具有必須遵守的強制性地位。
評價與考核的指標。一旦標準成為評價與考核的指標，就會深刻地決定人們思想與行為的方向。尤其考核導向，會自動地引導人們的行為方向。
壟斷市場的手段。因為標準具有以上的巨大作用和影響力，有些國家或企業會利用標準獲得市場上的優勢甚至壟斷地位。他們一方面是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變成了公共產品，有利于全社會。另一方面又是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產品、專利列入標準之中，從而深度影響市場上產品的技術走向，使自己優勢的技術與產品成為市場的必然選擇，從而獲得壟斷地位。即使他人銷售的產品，他們也可從中獲得專利費。
控制他國科技研究活動的抓手。科技領先國家要壓制落后國家，避免其超越自己，除了對落后國家進行封鎖和打壓以外，最隱蔽的方法就是深度影響其科研標準，使其深陷跟隨型科研的泥潭，使其科研投入效率極小化。做到這一點的關鍵是掌控科研、文明標準的制定權，標準制定機構：使自己的語言成為世界通用科研語言，發表論文的渠道，評價科研成果的標準。
標準的戰略營銷。為了使其在標準中占據優勢地位，配合有大量戰略性的營銷宣傳活動。其形式主要有掌控國際頂級技術論壇、建立并掌控最頂級的國際標準組織、頂級學術刊物、頂級獎項（諾獎等）、宣傳軟文、聯合強行推廣自己制定的技術概念。
3.標準戰略
西方國家很早就意識到標準戰略的意義和價值，只是在過去很長時間內，國際工業化國家主要只是歐洲與北美兩大勢力，而他們又要合起伙來與以蘇聯為首的華約勢力競爭。因此他們是自覺不自覺地在標準上進行競爭與合作。但到了2000年前后，隨著中國逐步有能力進入標準制定的領域，發達國家逐步將標準戰略作為一種顯性的國家戰略來進行操作。
中國的標準戰略在過去經歷了兩個大的階段：
積極采納國際標準階段。這是在中國各方面水平都還非常落后情況下采取的一種跟隨型戰略，其好處是可以快速地提升中國各個方面的技術、生產、科研等水平。
積極參與及制定標準階段。在中國以采納國際標準的跟隨型戰略過程中，也不斷在將自己的影響力向國際標準組織滲透，各個國際標準組織中出現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身影。例如，在通信領域的國際標準組織ITU（1993年3月1日前叫CCITT），現任秘書長趙厚麟（2014年10月23日當選），在1986年時就受當時郵電部安排進入日內瓦CCITT工作。隨便提一下，趙厚麟秘書長即是我在南郵的師兄，又是我在當年鄭州郵電部設計院的同事。也曾為我第一本學術專著《通播網宣言》提了很多寶貴意見，并寫了很多評語。另一重要國際標準組織IEEE（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在2021年選舉產生新一任標準委員會主席袁昱是華人。我近期與袁昱博士對元宇宙技術標準的問題也有很多交流。ISO（國際標準化組織）也有多位中國人先后任主席。
這種標準戰略成功地給中國制定的標準提供了更多機會，不過，目前這種戰略依然存在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例如，我們并沒有系統地研究并制定出國際標準組織戰略。1998年10月23日趙厚麟當選ITU標準局局長（151個成員中得票97票，反對的成員還是很多的）。他當選后就迅速成功地推動中國支持的TD-SCDMA標準提交給ITU。在阻止趙厚麟當選ITU標準局局長不成，并且中國支持的3G標準成功進入ITU候選標準之后，西方緊接著在1998年12月就成立了3GPP，力推歐洲的3G標準WCDMA，并且換了個營銷概念叫UMTS——通用移動通信系統，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這事實上是一種“另立中央”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搶奪了ITU制定3G標準的權力。什么叫“通用”？這言下之意就是在攻擊其他候選標準是“不通用”的。西方人特別喜歡用Global、Universal、International這些概念，而中國成立技術組織要想使用“國際”這個詞，在工商局是通不過的。
中國人一般只會純粹從技術角度看問題，對以上規律基本無感。我們對國際標準組織如何運作，標準如何推動極度缺乏最基本的經驗和認知。在前段時間炒作的聯想對華為主推的POLAR碼投反對票的事件中，人們根本就沒深入想過，通信標準本來是ITU的事務，怎么會跑到3GPP里去確定呢？事實情況可能與很多人的想象差距太遠：聯想當時是因為收購了摩托羅拉而無意中具有了第一次參與3GPP活動的資格，他們根本就搞不太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而不是成心要阻止華為主推的技術。但這比把他想象成故意不支持華為還要慘，他卻只能是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因為比說自己不愛國更糟糕的事情是，必須得說自己無知才能獲得清白。
再如，當年中國做出巨大努力將WAPI標準列入ISO標準，這并不是一個最合適的努力。因為一方面，局域網標準一直是在IEEE體系內制定的，突兀地將僅僅是增強無線局域網安全性的WAPI納入到ISO中，并沒有足夠技術資源去維護和推廣這一標準。當然，這么說他人要是較真的話也會存在爭議，因為ISO理論上是將自己定位成一切工業技術和管理的標準組織。但事實上，有一些領域的標準是在更為專業的圈子里制定和運作的，尤其是通信和其他信息技術標準。
再者，新的標準組織需要利用新技術群出現的機會來建立，而不是局部改進性的技術（即使3GPP也只能是依附在ITU下面運作的）。美國利用IP及互聯網技術的出現，新建立了IETF標準組織。由此，在通信網絡技術領域形成了ITU、IEEE、IETF三個標準組織三足鼎力的局面，它們各自占據了不同的方面。
要使標準真正具有長期影響力，必須是建立在國際標準基礎之上的。但我們在執行標準戰略時采用的考核指標，主要以團標、地方標準、行業標準、國家標準來進行。這樣制定的標準有可能面臨“更不標準”的問題。雖然它的有效性和可執行性有可能會更強，但卻難以具備國際影響力。
因此，我們的標準戰略迫切需要做出重大的轉向，從一開始就要建立以國際標準組織為立足點和出發點的“國際標準戰略”。標準必須從一開始就樹立國際視野。如果不是國際標準，浪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最終還是會被國際標準淹沒。例如，中國在漢字編碼領域做了大量工作。漢字與韓文的編碼占了全球語言文字編碼工作量的絕大部分。因為除這兩種語言外的其他語言文字都是字母文字，只要完成了極少量字母的編碼就可以了。但是，中國人在做漢字編碼工作時，永遠只是從漢語本身的編碼來考慮問題。雖然中國人做了大量工作，最后卻被美國公司建立了國際通用文字編碼Unicode的專利，把中國人花費海量工作的漢字編碼稍微改換了一下，就全成他們的專利了。
三、各類標準詳解
1．產業標準或技術標準
工業化初期，工業品主要是手工業品，產品總體及各項元配件尺寸設計等都是生產者個人化定制的。很多產品參數的設計甚至可能都是生產者個人的技術機密不予外露。這類非標準化的手工業生產方式今天依然少量存在，如各種藝術品、手工業品等。這種生產方式的缺陷在于：所有產品都是從頭開始設計生產，所有工序及元配件都是生產者個人定制生產。這不僅是生產效率較低，生產規模很小，成本很高，往往一個產品所有環節都必須要由生產者個人或其師徒在一個生產場地內完成。這樣就難以實現更為復雜精深的產品設計。
標準化生產方式是將產品及元配件都制定成標準化的，稱為標準件。產品在一開始就基于標準件進行設計和生產。這種生產方式的好處是：標準件可以在平時就進行大規模地專業化生產，由此可以實現生產的社會分工及規模效益。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標準化深入到了工業生產的從元配件到生產過程的各個方面。福特在汽車生產中引入標準化的流水線生產方式，使T型車的價格從早期的8000多美元，最后逐步下降到260美元。從1908年推向市場，到1927年總共銷售1500萬輛。這一單品銷量水平到今天來看也是屬于最暢銷車型之列。這是標準化生產方式的經典之作。2.通信標準
標準對一般的產業來說本質上是一種提升和改善，而對通信產業來說不僅如此，還屬于必須和前提。如果沒有通信標準協議支持，通信就無法進行。通信的雙方只有采用相同的標準協議，才能理解收到的信號是什么含義，或建立起最基本的通信過程。尤其是數字通信，如果沒有共同遵守的通信協議，收到的信號就是完全無法理解的噪聲。電報技術得以從電磁學變為現實，就是莫爾斯和維爾首先解決了信息編碼的標準問題，他們先制定了莫爾斯編碼。在此之前的電報設計之所以失敗，問題就是發明者要用極為復雜的電路去代表26個字母還有數字。莫爾斯電碼以最為簡單的方式進行信息編碼，從而使得電報機電路設計得以最大程度地簡化。
其實，為莫爾斯電碼發明做出最重要貢獻的是美國人艾爾菲德·維爾，當時他正在協助莫爾斯進行電報機的發明工作。在通信這個領域的開創階段有很多遠超出人們想象的歷史。莫爾斯本人最初其實不僅不是發明家，而且是對通信和電子技術一巧不通的畫家。他是在1832 年，從歐洲回美國的途中，遇到了發明家查爾斯·托馬斯·杰克遜（Charles Thomas Jackson），和他討論了當時剛出現的電報技術，馬上產生極大興趣，由此一頭扎進去花了十年時間發明出了電報。
電報之父塞繆爾·莫爾斯的繪畫作品：穿紅色長袍的女孩。是不是對莫爾斯有新的不同認識？
這是他另一幅較有名的畫：拉菲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
1844年第一份電報從華盛頓發往巴爾的摩后，電報業務開始逐步推廣，人們開始意識到通信需要進行標準化的問題。1865年20個國家就簽訂協議同意進行電報網絡的標準化工作。1906年有27個國家代表在柏林簽訂了一個“國際無線電報公約”。1924年在巴黎成立了“國際電話咨詢委員會(CCIF)”；1925年在巴黎成立了"國際電報咨詢委員會 (CCIT)"；1927年在華盛頓成立了“國際無線電咨詢委員會 (CCIR)”。1957年，CCIF和CCIT合并形成了CCITT，后CCIR也合并進CCITT，并在1993年改名為ITU。
通信業的另一位創始人是伽利爾摩·馬可尼，開創了無線電報的時代。馬可尼生在一個很富有的家庭，他小時候沒怎么上過正規的學校，是在父親的私人圖書館讀書和請家教學習的。他在1895年成功實驗了無線電報技術后，興奮地寫信給意大利的郵電部門請求資助，并表示愿意將自己的發明貢獻給祖國的通信事業，可對方并不受理他的專利請求。馬可尼只好將技術帶到英國。1896年，馬可尼取得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線電報系統專利。1897年，馬可尼在英國成立“馬可尼無線電電報與信號有限公司”，并連續獲得一系列無線電報的專利，1900年馬可尼為其"調諧式無線電報"取得了著名的第7777號專利。1909年，他因發明無線電報，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43年，美國最高法院宣布馬可尼的無線電專利無效，認定尼古拉·特斯拉享有對無線電的專利。因為當時美國已經開始大量采用無線電報，不想給英國付專利費。有沒有感覺當年的美國在技術專利問題上和現在的印度與俄羅斯差不多？中國太尊重美國的知識產權了，所以美國老是指責中國不夠重視知識產權。
另一個讓人深思的問題是：為什么馬可尼沒能在意大利成功？他不夠愛國嗎？不是，他在獲得了諾貝爾獎以后，1914年還加入意大利的軍隊，并且只是一名中尉，后提升為上尉。1916年調任為海軍司令部的中校。他曾是1917年意大利政府赴美使團的成員之一，1919年擔任巴黎和會的意大利特命全權代表。同年馬可尼被授予意大利軍功勛章，以表彰他在軍隊中的服務。但是，馬克尼公司卻是英國的，這已經成歷史了。意大利失去了馬克尼最大的價值創造。
近代科學之父，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被迫害。文藝復興的巨匠達芬奇在1513年，應新教皇利奧十世的兄弟朱利亞諾·美第奇的邀請，來到羅馬。可是他所從事的科學研究工作卻被教皇斥為“妖術”。1516年，達·芬奇應法蘭西國王弗朗索瓦一世之聘來到法國。弗朗索瓦一世任命達·芬奇為宮廷畫師，把他安置在昂布瓦斯城堡中的克魯克斯莊園，給他豐厚的年俸，聽任其隨心所欲地從事藝術創作和科學研究，并時不時地去請教。他的大量智慧也隨之被帶到了法國。
如果一個國家不能留住自己最杰出的人才，是不可能成為偉大國家的，即使其人才輩出也無濟于事。其關鍵在哪里？是評價杰出人才的標準。羅馬是歐洲宗教的中心，信仰標準的制定者，這使他一再錯失了自己開創的科學發展歷史。給予最杰出的人才以最充分的自由、資源和榮耀，他們就會為全社會創造出無盡的財富。當然，這樣的條件一定是只能給予最杰出的人才。
電話的發明人亞歷山大·貝爾，出生在蘇格蘭愛丁堡，早年貝爾的專業是聲學生理學者和聾啞人語的教師。1870年7月21日，貝爾與父母一起前往加拿大，并在加拿大完成電話的發明。1876年2月14日，貝爾提交電話專利申請，該申請于3月3日批準。1877年7月9日，貝爾電話公司（現AT&T）成立。2002年6月15日，美國國會判定美籍意大利人安東尼奧·梅烏奇為電話的發明者。這個時候，人類已經進入互聯網時代，電話技術已開始轉向VOIP。很多中國法律界人士喋喋不休地發問“遲來的正義還是正義嗎？”。如果美國國會的這個判決是正確的，這都遲了一百多年了，遲到一百多年的正義還是正義嗎？如果人們以為美國國會真的是要申張什么正義，這事情可沒那么簡單。就在美國國會做出“正義”的判決之后一個星期，加拿大國會于2002年6月21日通過決議，重申貝爾是電話的發明者。為什么？安東尼奧·梅烏奇是在移民到美國期間搞出的電話發明，貝爾是在移民到加拿大期間搞出的電話發明，雖然他1882年也轉成了美國籍。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那可是有國籍的。
通信技術的另一個奠基者是自動交換機的發明人阿曼·史端橋，知道他是什么職業出身的嗎？—— 殯儀館的老板。最初史端橋的殯儀館服務很好，生意也不錯。可是，以前的電話是通過人工接續的，另一家殯儀館就通過重金買通電話接線員，把史端橋的生意逐步地給搶走了。史端橋一怒之下發明了步進制自動交換機，最后把所有電話接線員的生意都給砸了。
最后介紹一下現代Wifi、藍牙、CDMA、5G等移動通信核心技術——碼分多址的奠基人海蒂·拉瑪。
我們對杰出人才的評價標準可以從中得到什么啟示嗎？為什么我們今天缺少原創性的發明？不是因為我們缺少具備原創能力的杰出人才，而是太過于專業歸口管理了。真正的原創怎么可能是從專業圈子內部產生的？
當然，我們也千萬不要以為只有中國是這樣。當年海蒂·拉瑪給美國海軍部講解她的發明時，那幫小子根本就聽不進去海蒂·拉瑪在講什么。我估計如果不是想親眼見見這位美艷動人的大明星，他們可能根本就不會開這個專家評審會。當海蒂·拉瑪講解完了以后，美國海軍部的專家和領導們對海蒂·拉瑪說，你最好是幫美軍推銷戰爭債券吧 —— 壓根兒沒把她講的技術當回事。他們給了海蒂·拉瑪1500萬美元的推銷任務，結果海蒂·拉瑪幫著賣了2500萬美元。這是她真正對二戰做出的實際貢獻。
這個技術原理即使在今天的通信專業學生那里，理解起來也非常困難。我當年在北京郵電大學上研究生時，學CDMA的數學推導公式，也是云天霧地學完的。其他的相關通信技術如頻分復用、時分復用、空分復用、局域網里的CSMA/CD即載波偵聽多路訪問/沖突檢測等，其技術原理相對簡單，僅憑直覺都很快可以理解。但這個碼分多址直覺上很難想明白，它可以說是通信領域所有技術中最難的知識點，真的不亞于物理學里的量子糾纏。所以，當年美國海軍部的那幫小子僅僅憑海蒂·拉瑪一個評審會上的講解怎么可能聽明白她說的是什么？
3.計量標準
歷史上，不同國家和地區采用的計量基準自然是不一樣的。直到1875年5月20日，阿根廷、奧匈帝國、比利時、巴西、丹麥、法國、德國、意大利、秘魯、葡萄牙、俄羅斯、西班牙、瑞典-挪威、瑞士、土耳其、美利堅合眾國和委內瑞拉共17個國家的代表在法國巴黎簽署《米制公約》（the Metre Convention），確立了以法國制定和推廣的 “米制” 為基礎的國際通行的計量單位制，建立了協調全球計量工作的永久的國際計量組織框架，如國際計量局（BIPM）等。
1999年，第二十一屆國際計量大會把每年的5月20日確定為“世界計量日”。140多年來，計量隨著科技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演進，形成了由國際計量局、國際法制計量組織、區域計量組織、國家計量院共同構成的國際計量架構，致力于實現全球范圍的測量準確和可比。
當我們使用“國際慣例”“國際規則”“國際標準”等詞匯時，一定要知道他們并不是一種天然的存在，而往往是國際政治角逐的產物，甚至于科學最深刻的基礎科學計量體系也是如此。國際計量體系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國際政治角逐的產物，它是法國大革命初期，由法國國民制憲議會推動建立的。當時的法國與英國是國際政治舞臺上的主要競爭對手，當時由英國建立的英制已經在世界上有很廣泛的影響力。法國另外推動建立一套計量標準，本身就是與當時的“國際事實標準”相競爭的政治行為。1795年4月7日，法國通過的相關法案對新的計量體系進行了定義，米制單位誕生。1799年，法國政府公告使用米制系統。此后，法國政府一直努力擴大米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并到最后成為一種國際計量體系。
1875年《米制公約》簽訂之前，法國剛被普魯士擊敗，因此，簽訂這個公約事實上是多個國家之間政治角力的平衡結果，它減少了法國對米控制、同時又不讓它落入戰勝國德國的控制之中。國際計量組織的總部還是在法國巴黎。但是，直到今天，與國際計量體系相競爭的另一個計量體系英制，依然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采用，包括英國與美國。1875年建立國際計量體系時，法國計量器具的制作技術還趕不上英國，是請英國倫敦鑄造貴金屬的公司莊信萬豐制作了30個米原器和40個千克原器。如果用今天很多中國人的思維來說，另外設立一套計量基準，計量器具的制作生意居然是讓競爭對手英國公司把錢賺了，為什么要做這種事情？如果我們了解國際計量體系建立的歷史就會理解，法國推動建立的這套體系，為增強法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及科技、經濟發展起到了應有的重大作用。4.科研標準與控制他國科技研究活動的抓手
科研標準涉及如何評價科研活動的課題及科研人員的各個方面，包括如何選題，如何評價論文，如何評價科研人員，科研機構等。科研標準決定了科研資金的流向、選題方向、科研人員的思維方式、科研成果的評定、成果的發表、利用等所有環節的工作。中國現在并不缺少人才、資金，但在科研標準上存在巨大的問題和偏差。
現在中國科研體系受到的較大影響是863計劃，這是當時中國科技能力還非常落后的情況下，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受壓之下做出的反應。863計劃的初衷就是我們不能被世界發達國家拉下太遠，因此它最大的目標就是有效地跟蹤國外先進科技水平和方向，培養人才，并在少量本來就有優勢的領域爭取有所作為。如果從863計劃的初衷來說，它不僅是成功的，而且形成了極為高效的跟隨型科研體制，包括了課題選擇、評價，甚至科研人員職稱評價等全方位的科研標準。但是，在這個計劃執行的過程之中，中國無意之中陷入了跟隨型的科研泥潭之中，在今天成為巨大的問題。以英文為主的科研成果發表標準。這個在最初是有一定意義的，但在今天中國科研能力已經居于世界相對領先地位的情況下，變得越來越荒唐。我們花費了巨額的科研資金，最后研究成果卻要花錢找國外的刊物去發表，如果國內的其他科技人員要看的話，還得再花錢從國外刊物購買。這個非常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科研全過程的評價標準。無論是研究人員個人，還是高校和科研機構，都要以國外發表的英文論文數量等為標準。如果我們將論文提交到國外，由國際上最優秀的學者來審稿和提交評審意見，對中國提升自己科研能力當然會是有幫助的。但現在情況已經向越來越荒謬的地步發展。中國的這種科研標準已經越來越被部分華人研究透，并且成為從中漁利的機制。一些國外的英文刊物事實上就是海外的華人創辦的。即使提交到原來就是國外的刊物，其審稿人也未必就是海外學者，而往往還是華人，甚至就是身在中國的學者。國外學術界當然也會極力支持中國學術界這么做，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更為容易地及時看到中國學者的成果，比中國學術界和全社會更為方便。
中國需要永遠融入世界的科研和產品技術發展潮流之中，但我們已經因為英文的語言評價體系而喪失了對自己整個國家科研評價標準的掌控能力，更別提去掌控世界學術發展方向了。這也是國外控制中國科技研究活動的抓手，它比公開的制裁中國科研機構和科技企業帶來的危害要嚴重得多。這使中國在從跟隨型向領導型轉變的過程中，會遭遇巨大的困難。這個轉變的關鍵，就是必須改變受制于人的科研標準，以科學內在的規律為建立標準的基礎，將整個中國的科研體系，改造為符合真正的科技創新。四、對標準的戰略營銷與壟斷市場的手段
一切技術和產品的標準都是人制定的，而不是天然存在的。能夠掌控全球產品技術標準的走向，無疑會使自己的產品在市場上占有先機。但如何使他人接受自己制定的標準，這本質上既是一個標準本身的技術水平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標準的戰略營銷問題。而我們在過去對這一點幾乎沒有任何概念的，以為技術標準就純粹是技術人員的事情。標準的戰略營銷與一般企業內的產品技術營銷有一些類似，它在表面上不能表現為營銷，而要都表現得是純技術性的活動。無論是從事相關工作的人員身份還是相關的部門，都得是在名稱上顯得是純粹技術性的。
作者本人在擔任中興通訊印度市場總經理期間，曾帶著中興公司高層領導去拜訪印度運營商的CTO等高層領導。有一段時間見到幾乎所有運營商的高層尤其CTO，90%以上的時間是對方在力勸中興不要去支持中國推動的TD-SCDMA標準，并且明確說是3GPP組織分配給他們的任務和職責。中國的一般政府官員，普通科技工作者們根本沒機會接觸到這類國外極其強大的標準戰略營銷活動，而作者本人是親身承受過大量這種戰略營銷“炮火”的。在TD-SCDMA標準發展期間，中國社會來自于各個角落的強烈反對TD-SCDMA的輿論。這類輿論受到國外大量資金的支持。這也是為什么我要與李進良教授、丁守謙教授等當年撰寫大量文章對TD-SCDMA進行戰略宣傳營銷的原因所在。很多中國的經濟學者，甚至是搞化學、生物、社會學、藝術圈子等學科領域的人，一不懂通信、二不懂標準、三不懂營銷、四不懂經濟，卻都跑來指責中國搞TD-SCDMA，說這是搞“窄規鐵路”。他們哪里知道世界上在所有技術領域最喜歡搞、并且都必然會搞“窄規鐵路”的是美國。你見過在哪一個技術領域美國人遵守國際標準的？除非標準是它定的。它連最基本、最普遍的國際計量標準都不遵守，還指望它遵守其他什么技術標準？
電源別人用220伏，美國人是110伏。
直到現在蘋果公司手機充電接口與他人的都不一樣。
......
有美國人在前面墊底，怎么可能會有人想得出來指責中國人搞窄規鐵路呢？這腦子都是怎么長的。中國人是太習慣于“遵守”，而不是去學會“運作”所謂的國際慣例和國際標準了。雖然當時中國在3G標準上主要的競爭對手是歐洲而不是美國。正因為中國發展了TD-SCDMA，才使中國培養了一大批芯片的研發人才。包括華為海思里有大量的研發人才都是從研發TD-SCDMA芯片鍛煉出來。這一批研發TD-SCDMA芯片的人才，正是今天中國有能力在芯片領域與美國對抗的最重要資本和家底之一。
中國是天然地具有制定國際標準資格的，因為中國的人口總量=美國+歐盟+加拿大+日本+韓國+澳大利亞+以色列，然后還富余出半個歐盟。中國要搞什么技術標準，天然地就具有國際標準的分量。什么叫國際標準？就是中國人主導的為最先進和領先的技術領域制定的標準。什么叫國際慣例？就是由中國引領的社會、企業、技術潮流和工作規范。為什么？因為中國人的確有遵守國際標準和慣例的良好美德，這個本身的確不是壞事。美國是最沒資格制定國際標準的，你自己都最不遵守國際標準，憑什么你要去制定國際標準讓別人去遵守？
為什么我們必須要爭奪制定國際標準的機會？“權”這個詞是怎么來的？在過去它是指測量重量的工具 —— 秤砣。官府收稅的人會拿上標準的衡器、也就是秤砣去收糧食。《廣雅·釋器》中說：“錘謂之權”。錘，就是秤錘，也就是秤砣，這個含義就是“秤錘就叫權”。因此，“掌權”的人就是指掌握秤砣的政府官員。“權”本意是一種衡器，這也是為什么漢語中會有“權衡”這一詞語。權衡不是簡單地指測量重量，而是測量利弊。中國的古人早就明白，誰掌握了標準，誰就擁有了真正的權力和利益。可今天的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們卻不懂這一點了。只知道讓中國人遵守國際標準，就是要讓中國人只知道做“國際順民”，把中國人民的權力和利益讓渡給其他人。
當年的TD-SCDMA真在技術上有什么優劣問題嗎？根本就不是。坦率地說，現在各個國家在任何技術時代主推的標準的確有技術上細節的優劣問題，但從根本上說都差不多，其差異微乎其微。5G的POLAR碼與LDPC真有多大區別？作為一個即使放在全世界范圍也可算最資深的通信人，我可以坦率地告訴各位：這些區別基本上都可以忽略不計，差異都不會超過5%。而對通信和計算技術來說，沒有至少10%以上，甚至數量級的區別，被拿到桌面上討論的東西，更大程度上都屬于是技術政治。
當然，不僅僅是掌控了標準就一定有利益，它也是創新和技術方向引領的能力體現。以現代視頻監控為例，其技術起源于CCTV（閉路電視，注意不是中央電視臺的那個CCTV），直到2005年中國還仰賴技術進口，市面上甚至活躍著十幾家純軟件的西方視頻分析公司；中國用了十年一舉反超，一大技術分水嶺是2000年初的模擬與IP之爭。
中國企業宇視在入局安防市場之前，是做的數字通信。這群人的骨子里面全是“IP、開放、互聯、互通”，兩個學科交匯，使得宇視切入安防市場時能迅速拿出一個世界首創：首次用大規模視頻管理起一座城市，貢獻了中國社會的平安、尤其民眾可以夜晚出行游樂消費談情說愛的自由；西方相比中國還停留在小局域網時代、尤其夜晚被人身安危問題“專制”在家里的不自由。
真正的創新往往就是外來基因嵌入導致的。不僅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更是“它山之石，更適合攻玉”。
宇視為啥堅持做IP，不跟隨行業龍頭在模擬撈一把？直到2015年模擬監控市場的占比還是大于50%，從營收上看模擬還是個絕對的大肥肉。但IP是全球大勢，最終成就宇視創業10年營收20倍增長、產品與方案覆蓋200余個國家，今天全世界的視頻監控都是IP。如果再談純電動車vs燃油車，大家就會更理解宇視的選擇，IP就相當于純電動。歷史的一幕又在新的領域上演（這確實是看起來很簡單的選擇，但涉及10年里有7個十字路口怎么走，具體可見我10月12日的文章“中國科技企業如何避坑”）。
在IT行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炒作一些新的概念。它們大多是由美國公司或機構提出的。炒作這些概念的原因，就在于要引領全球IT科技的話語權，并且持續地維持住全球IT科技領導者的形象。很多社會學領域的概念，同樣是炒作。例如，我曾在公司里接受管理培訓，有綜合計分卡和平衡計分卡。兩種管理方法講完后，很多人非常不理解，問這兩種計分卡有什么區別？講師解釋了半天大家還是一頭霧水。事實上，它們主要的區別就是概念不同。在質量管理領域，有全面質量管理、6西格瑪管理、零缺陷管理。要說他們一點區別沒有當然也不是，尤其6西格瑪管理的確對測量全面深入地加以應用。零缺陷管理更大程度上是一個理念。但他們絕大多數實際內容都是一樣的。
我們不僅要善于做，也要善于在技術發展方向上做引領者。因為新技術的大方向可能大家很快都明白了，但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還有一些非常細節的，不一定有那么大決定性的技術方向。但最終可能就是誰掌握了這些最細節的技術方向決定權，誰就順帶把整個大方向也變成是自己掌握的了。
如果用相同的概念，就有抄襲的嫌疑。為了表明是創新的，就把相同的內容改個名字，稍微加點不同的東西和解釋，就成獨創的了。我曾在談元宇宙的一文里深入談到過美國人在IT技術概念上的炒作歷史。參見“資深IT人詳解什么是“元宇宙”——細說歷史上那些“什么都不是”的概念”。
原來醫學領域有個體化醫學，奧巴馬就叫精準醫學；
原來的神經生物學，又稱作腦科學。很多動物有神經但還沒發育出腦子，也叫腦科學；
GIS（地理信息系統），被叫成數字地球、數字皮膚。
......
美國領導世界科技的方法之一，就是不斷地造出新概念，讓別人永遠認為自己趕不上形勢，又OUT了。
五、中國標準發展戰略
不能簡單地把標準戰略看作就是發動大家一起來想當然地做標準。我們的標準戰略必須建立在系統和全面地研究標準的規律基礎之上。它應當包括：
國際標準組織戰略。它有不同的層次，可以依托于現有國際標準組織建立相關新技術的論壇或標準組，也可以借全新技術群體的出現，發展成全新的國際標準組織。中國在特高壓領域，已經具有獨領全球風騷的技術儲備，事實上就具備了建立國際特高壓標準組織的條件。這又是一個中國可以在技術標準上引領全世界的機會。中國在特高壓、純電動車、光伏、風能、儲能、電池等領域已經具備引領世界的充分能力，還應以更寬廣的視野，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新能源的國際標準組織。除了中國，還有誰有資格在新能源領域里引領國際標準的？
國際標準戰略。我們不能僅在地方標準、行業團標、部標、國標等上面做文章，一切標準活動必須從一開始就具有國際視野，迅速將其變成國際標準。
在發展新興技術群的同時迅速配合國際標準戰略和國際標準組織戰略。以自己創新的技術為基礎做國際標準更自然并容易成功。新技術的締造者有天然的資格做國際標準，并很自然地讓他人跟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