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整個政府體系，從沒有向現在這樣，自上而下地努力尋找改革開放的制度動力。
據悉，在進入6月份之后，一份關于浙江省擴大改革開放的11個文件在幾經反復醞釀后，已經接近尾聲。
來自浙江的智囊們告訴本報記者，這是一次政府理直氣壯的接棒。“浙江省級層面如此密集地推出這么多的指導意見，且措施十分具體，這在浙江這些年來的發展當中，還是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委員藍蔚青說。
這份厚達97頁，覆蓋了對外對內開放、國資監管、人事制度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社會管理工作、發展村級集體、海外創新人才引進、小額貸款和排污權等11個方面。
進一步擴大開放，加快提升浙江經濟國際化水平，再創發展新優勢，成為這份厚重的文件的開篇語句。
對于此次深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浙江來說，上述這段話頗有“逆水行舟”的味道：當一些沿海省份反思外貿依存度過高，積極轉向內需市場轉型升級之際，浙江此番繼續擴大開放的決心，無疑來自于對改革深化必將繼續釋放新動力的判斷。“是用心之深，值得期待。”浙江省一位智囊這樣表述。
浙江大學教授史晉川指出，企業的轉型升級需要一定的要素的支持。這個要素的支持要有一個合理的價格體系去引導。而許多要素控制在政府手中，政府扭曲要素價格。要素價格體系不是非常合理化的。在這一點上，浙江需要進行改革。
例如，在小額貸款、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等方面，浙江正醞釀放開更多的封閉領域，讓市場資源更好的配置要素。在爭搶十分激烈的小額貸款執照上，浙江此次公開提出允許每個縣市區增加一個小額貸款公司的名額。
一份在浙江流傳的“決策參閱”
一條明線，一條輔線，這是上一個30年浙江經濟先發優勢的制度架構。
但是，種種跡象顯示，從這一輪經濟周期開始，將是兩條平行線的制度架構力促浙江經濟轉型升級。
這兩條線既是來自民間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
據悉，在浙江省的這輪尋找制度先發優勢的討論中，政府責任歸位，成為一個新的話題。
這從最近有關媒體報道的《關于新形勢下加強民企監管的調查與思考》的材料中得到注解。這份材料是紹興市政府部門調查的一個結果。
在金融危機前后，在紹興這個民資占了7成以上的地級市，在政府部門對“華聯三鑫”、“江龍控股”“縱橫集團”等進行調查后，發現了五大政府缺位問題。
其中來自企業的失控包括：投資決策失控、經營模式失控、社會融資失控、財務管理失控、制度運行失控五大癥結。如對于社會融資失控，調查發現，對于造血功能不強的企業，不得不求助高息民間借貸，易陷入“融資-加大財務成本—擴大融資需求—再加大財務成本“的惡性循環。
調查發現，諸如江龍控股、縱橫集團、五環氨綸等企業均涉足民間高利貸，金額多達幾億甚至十幾億，月利率高達9分甚至2角。
在企業失控的同時，調查也發現了政府的缺位，這其中包括了四大政府機構失管的問題，分別是難作為，不作為、遲作為、亂作為。如在遲作為上，各級各部門常常把監管工作放在已經出現嚴重問題、瀕臨破產的企業上，存在重事后解困輕事前預警的傾向。金融機構對企業貸款存在的問題是，在企業效益好的時候盲目追加貸款，發現企業經營困難時，又急于抽貸，使企業“雪上加霜”。
在紹興相關部門的這份調查中，也隨即給出了加強政府到位的監管措施。調查材料建議，要加強領導，落實責任，形成企業監管合力。材料還建議，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要處理好服務企業與加強監管的關系，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理直氣壯地開展監管。
在監管方式上，調查材料則表示，要整合現有企業解困和風險防范組織機構及監管部門職能，成立市、縣、開發區、鄉鎮(街道)四級政府監管服務民營企業領導小組及辦公室，建立領導小組聯席會議等制度。
而在進一步的健全監管制度上，調查材料也給出了五個方面的解決方案。一是建立企業風險評估預警機制。設置民營企業經營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將企業“四欠”(欠息、欠費、欠稅、欠稅)和三“高”(高息融資、高額負債、高額虧損)作為監控重點；二是建立企業資金流動監測機制，加大對民營企業大額資金進出的監控力度；三是建立企業經營審計監管機制；四是建立企業運營信息分享機制；再就是建立責任追究機制。
這個改革首先出現在了民營企業最為活躍地區之一紹興，又在浙江的其他地方被研究復制。紹興市這份《關于新形勢下加強民營企業監管的調查與思考》甫一出爐，就受到浙江省一些地級市和相關部門的重視，被作為“決策參閱”在浙江省內流傳。
這個地級市的政策僅僅是浙江各級政府重新反思政府介入經濟的一個細節，“深化改革開放”的整體性報告出臺，則更有標志性的意義。
逆水行舟”更需政府接棒
“浙江經濟經歷了多年的長時間的繁榮，各種矛盾和問題都在累積。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各種矛盾開始顯性化。”談到這份整體文件出臺的背景，浙江省發改委發展研究所所長卓勇良解釋道。
一季度，浙江GDP增速位列全國倒數，這讓多年來已經習慣于高速增長的浙江經濟，感受到了空前的壓力。
破解這個壓力，浙江選擇了逆勢而上。這源于浙江上下新的共識：繼續保持浙江省開放型經濟在沿海地區的領先地位，加快提升浙江經濟國際競爭力。
但或許仍需在比較中容易看到癥結。例如，在浙江的出口結構中，高新技術產品占比僅為6.87%，而江蘇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比高達43.8%，浙江機電產品出口占比為44.12%，而江蘇占比高達74.4%。與此同時，浙江紡織服裝出口占比高達27.39%，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家族企業牢牢占據浙江經濟的主力。
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委員藍蔚青認為，目前浙江政策層面一致共識是，真正讓大家擔心的還不是經濟的下滑，而是怎樣完成浙江經濟的轉型升級。反倒是金融危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時機，所以浙江在此時推出一系列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著眼點便在于此。
在這份厚重的文件中給出了數據目標：到2012年，浙江省年貨物進出口規模突破3000億美元(2008年這個數據是2000多億美元)，其中出口規模超過2200億美元。
逆勢而上的數據需要機制上的相應變化。除了加大國際市場開拓力度的支持政策外，在加快出口商品的結構調整步伐上，文件提出了“鼓勵企業開展與國際品牌多種形式合作，走自創和并購并舉之路。力爭到2012年浙江省自主出口品牌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量的比重達30%左右”。
卓勇良認為，浙江的經濟增長速度開始往下掉的同時，浙江的轉型升級也迫在眉睫。在這樣的情況下浙江的體制機制必須要加快轉變，以為經濟轉型升級創造一個好的條件。
這個升級方式，浙江除了調出口結構外，另外一個方式是進一步鼓勵企業走出去。這也給出了一個目標數據：到2012年，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達到10億美元。
除了進一步簡化對企業“走出去”的審核和管理程序外，浙江為此還將加大金融支持擴大“走出去”項目的融資渠道。目前放寬融資擔保限制和外匯額度限制的政策已經提上議程。
在雙走出去之外，一項外資短腿的浙江也開始在全省復制外資引進的新思維。如浙江開始著手，引進一批技術密集、產業鏈條長的龍頭型和基地型外資項目。
在吸引外資上，也給出了目標：屆時吸引外資100億美元左右。
對此，在機制上，將加快建立健全外資大項目招商、審批、建設分層推進機制，實施外資大項目的信息報送制度和黨政領導聯系外資重大項目制度。
由此可見，這11份文件所涉領域雖然分散，但都清晰地指向了地方改革的制度“深水區”——這正是以往民企自下而上所不能突圍的“天花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