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深入實施‘地瓜經濟’提能升級‘一號開放工程’，加快打造高能級開放強省”“進一步釋放民營經濟活力，把浙江民營經濟金名片擦得更亮”。
面對“脫鉤斷鏈”風險，民營企業的體感如何？企業應如何突圍，化危為機？本報記者就此專訪了華立集團董事局主席汪力成。
問：近年來，全球產業鏈加速重組，外媒報道一些外企有意將產業鏈轉移出中國，您對此有何看法？
答：首先要意識到，全球產業鏈重組、供應鏈重塑是不可阻擋的趨勢。
在以往，全球經濟分工是很明確的，資源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主要賣礦產；歐美這些發達國家占領價值鏈上游，控制金融和關鍵性的核心技術；一般制造業則由發展中國家來干。
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真正大規模地參與了全球經濟分工。因為高效的政府、低成本的勞動力優勢以及龐大的市場，中國變成了全球經濟大分工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制造加工端。
但這些年的疫情和局部熱戰，讓各國意識到，這種遠距離的全球分工存在安全風險。一旦發生自然災害或局部戰爭，產業鏈安全就會受到威脅，繼而影響到經濟安全甚至國家安全。加上美國對中國采取一系列貿易限制措施和保護主義做法，對其他國家施加了壓力，中國的產品又不像2000年初時有足夠的成本空間抵消產業鏈大跨度合作導致的效率問題。種種因素累積，全球就形成了一個共識，產業鏈布局要盡量分散一點，各個環節之間的距離越短越好，制造基地靠近目標市場的半徑越短越好，最好是同一個國家，因此造成了如今國內部分產業鏈外遷的現象。
從長遠來看，我認為，這不一定是壞事情，可能還是好事。
差的形勢反而會培育出一批好企業。企業就像人一樣，一旦生病，免疫系統就調動起來了，壓力大了，才會打起精神來做事情。
雖然未來幾年，低附加值、靠外貿出口賺辛苦錢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會迎來一波倒閉潮，但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會倒逼一批外貿企業真正邁向國際化。
這些年我就發現，跟著我們一起出去的這些老板眼界開闊了許多，因為他們在國際市場中與全球同行在競爭。
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再強調“高質量發展”，但以前大家日子都過得不錯，沒有太多思考高質量發展，經歷這一輪嚴冬，把低端的淘汰掉了，生產要素就可以騰出來承接更好的產業，留下來的都往高附加值的產業上去發展，產業就可以加快轉型升級。
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您覺得企業應如何主動作為？
答：如果企業的下游直接就是消費終端，建議不要做“甩手掌柜”。
因為有完善的產業鏈供應鏈生態，中國的產品即使被加了關稅，在最終消費市場還是有很大的性價比優勢。但大部分企業已經習慣于拿訂單交貨的傳統出口模式，即交完貨之后，后面的環節完全不管了。這就導致一旦國外進口商撤掉訂單，企業因為不掌握物流和消費終端，完全不知道該怎么應對。
若是企業打通了從中國港口到目標消費市場的海運港口，打通海運港口到目標城市的本地倉庫，再解決本地倉庫到每個城市里的“最后一公里”配送，直接跟本地零售商做生意，一來商品成本可以壓得很低，降低關稅的影響；二來企業是直接賣產品給目標市場的消費者，自主權比較高，不用“走出去”，產業鏈留在中國也可以好好地做。
如果企業的下游是那些大型跨國公司，那就只能主動“走出去”，嵌入到正在重構的產業鏈中，產業鏈往哪里走，企業就往哪里走。
比如寧波的一家零配件出口企業，跟著產業鏈轉移的腳步，在摩洛哥、墨西哥等國家建了廠。寧波這邊重點解決技術研發、工藝進步等問題，然后放到這些國家去生產，這樣不僅產品響應效率提高了，成本也可以壓低。
主動嵌入國際產業鏈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與鏈上的企業不斷交流學習，向母公司傳回最前沿的信息，知道別人在生產什么、往哪個方向去發展，跟世界的發展同步。
中國現在的產業鏈水平，絕對不是靠“閉門造車”帶起來的，而是在參與全球經濟大分工的過程中，被許多外資企業帶起來的。比如蘋果為了產品達標，會花很多精力培養供應商，幫助其提升工藝，解決質量問題和管理問題。
國內企業靠自己也能提升生產水平，但這個速度肯定會慢一些。就像中國在加入WTO以前，設計出一個好產品沒問題，但無法量產，關鍵原因就是零部件達不到要求。
封閉只會越來越落后，只有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不斷地在全球范圍內比較，才能進步。
我一直堅信，“中國制造全球賣”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未來是“中國創造全球制造”的時代。守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在問題中把握機會，盡力度過這個嚴冬。挺過去了，企業肯定會上一個大臺階。
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壯大，在市場準入、要素獲取、公平執法、權益保護等方面落實一批舉措。省委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更大力度鼓勵民營企業增強活性、敢闖敢試。您覺得政府還可以為民營企業做些什么？
答：一個大前提就是政府要正確看待企業“走出去”。浙江提出的“地瓜經濟”形容得很準確，企業“走出去”是像地瓜一樣，把藤蔓伸出去，汲取各種養分，然后塊莖在國內茁壯生長，而不是像南瓜，藤蔓伸出去，到處生瓜。
在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政府要發揮智囊和參謀的作用。全球產業鏈到底是怎么重構的？趨勢怎么樣？這個國家的產業生態怎么樣？適不適合你？政府應該集中力量給企業提供這方面的咨詢服務。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我前往日本參加中日青年交流時就發現，日本的產業省（相當于國家工信部），對每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工業情況包括相關數據、產業結構、供應鏈關系等了如指掌。除此之外，日本還有五大商社，它們會通過供應鏈業務來幫助日本企業完成全球布局。希望未來國內能有更多這方面的服務與指導。
其次，呼吁政府能對企業實施普惠制的減稅。
現在企業的很多難題本質是利潤薄。比如，為什么融資難？因為銀行覺得民營企業不賺錢，風險太大，不敢把錢給它。為什么不賺錢？一方面是產業層次較低，技術含量不高，這個慢慢在改變；另一方面也是成本不像以前那么低了，企業的稅負包袱重了許多。
第三，繼續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有自我修復機能，再聰明的人搞規劃，也玩不過市場，當然關鍵的時候政府要適當干預。
第四，繼續推動依法治國，穩定民營企業的信心。民營企業為什么慌？因為不確定今天這么做明天會怎么樣。推動依法治國，讓民營企業心中更有確定性，未來才有希望。
（來源：浙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