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高質量發展。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由高速增長轉入高質量發展并非自然而然，而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重構地方競爭機制，優先推動與高質量發展相配套的五個領域的重點改革。
轉向高質量發展是異乎尋常的挑戰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中速增長階段，與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有哪些聯系？當前面臨哪些挑戰？
劉世錦：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中速增長階段，與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我們只是向高質量發展轉變，還不能說已進入這個階段。轉變本身就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挑戰。
中國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的社會共識也需要相應轉變。如何把發展更多地與“質量”“效率”等概念掛鉤，需要從決策者到普通民眾系統地理念轉變，或者說形成一種新的發展共識。要轉為追求質量效率的政績觀，需要確立新的評價考核體系，比如，把就業指標放在優先位置，或者按照五大發展理念，構造新的評價指標，把GDP更多地作為一個預測性、結果性指標。
實現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超過以往。各種破除對企業家精神束縛的改革應該擺在優先位置。保護企業家的合法權益，應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而不能僅限于不穩定的政治承諾、政府文件或地方性、階段性人事關系支撐，比如，有些地方就曾出現后任不理前賬現象。對某些企業家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件重新審理將有助于提高產權保護法治建設的可信度。持續改善營商環境，形成“親”“清”相容的政商關系，劃清政府權力邊界，糾正脫實向虛傾向，使企業家精神聚焦于實體經濟、創新驅動，而不是套利和尋租。充分理解企業家精神在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形成崇尚、發展企業家精神的社會氛圍和民族文化，使中國真正成為一個把夢想變為現實的創新國度。
地方競爭機制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泉。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地方競爭機制仍然是有效的，不能丟，不應該丟，也丟不掉，需要與時俱進地改革、創新和提升。與高速增長期相比，地方競爭的內容將會有所調整，包括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營商發展環境的競爭；培育創新環境、聚集創新資源、成為區域創新中心和創新性城市的競爭；吸引中高級生產要素、形成不同類型勞動者合理分工結構的競爭；“讓人們生活更美好”的城市發展模式競爭；以人民為中心，創造性、包容性、穩定性內在一致的社會治理方式競爭，等等。
事實上，地方謀求高質量發展的探索已經起步。比如，部分二線城市開始“搶人大戰”，放低門檻，拿出優惠政策，“給錢給房給戶口”，吸收高校畢業生到本地就業創業。人才爭奪不僅表現在所謂“高端人才”領域，也表現在普通勞動者市場。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招工難現象已持續多年，找一個保姆的難度往往不亞于找一個大學生的難度。可以預見，長期延續的限制城市人口、以戶籍和公共服務等擋住外來人口的理念與做法，將面臨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改變。又如，浙江等地提出并實踐“畝產論英雄”的發展理念和政策措施，建立企業畝產效益綜合評價制度，推動工業、服務業企業畝產效益評價全覆蓋。
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后，大都市圈、創新中心、新興產業基地等機遇將層出不窮，但誰能抓住并利用好這些機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競爭優勢。在推動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既要支持保護企業層面的企業家精神，也要倡導保護地方政府的創新精神。在大方向明確的前提下，允許地方有較大的“自選動作”空間，允許有個性、有差別，允許試錯糾錯，在競爭中發現和推廣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優先推動與高質量發展相配套的重點改革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能否成功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并持續推進，最重要的是形成與之相適應的體制政策環境，形成正確的目標、機制、戰略和策略。應當加快哪些領域的配套改革？
劉世錦：首先，加快打破行政性壟斷，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根據有關研究，這五大基礎性成本中國比美國等發達國家高出一到兩倍。除了資源稟賦外，主要是相關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效率不高。必須落實十九大報告精神，在“打破行政性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應當有標志性的大動作，以彰顯改革的勇氣和決心，提振全社會推動改革的信心。這將是一項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發展實體經濟、提高國民經濟效率至關重要。
其次，把減稅與稅改結合推進。我國在現有稅制且財政收支壓力大的情況下，實際上能夠減的空間并不大。稅制改革的方向應以間接稅為主逐步轉向以直接稅為主。減稅與稅改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推進。應當把房地產稅、環境稅等開征起來，消費稅作為地方稅的一部分，相應降低企業生產環節的稅費。部分國有資本用于充實社保基金，相應降低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等的負擔。
再次，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國有經濟必須實現戰略性調整，從傳統的企業體制退出，從傳統的實物形態中退出，從過剩的、缺少競爭力的產業退出。發揮國有資本規模大、直接體現國家和各級政府意志、對政府要求執行力強等獨特優勢，更多地集中到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的領域，包括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戰略性大型項目，如大飛機等；創新基礎設施，如國家實驗室等；還有國防建設、生態保護等。
再其次，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十九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為主的城市化，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這些戰略的實施，必須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提出的要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農民宅基地也要創造條件流轉起來。全面推動人員、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市場化配置。把中國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紅利更多地分給農民，真正保護和增進農民利益，擴大最具潛力的中等收入群體。
最后，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開放。中國建設現代化強國，差距最大的是服務業，重點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研發、金融、咨詢、信息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社會服務業。從長期看，這是發展最大的短板所在。以往開放的重點是吸引物質資本、已有的技術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開放的重點應轉向吸引聚集高水平人力資本，形成全球科學前沿的開拓能力和技術前沿的創新能力。可以考慮設立高水平教育研發特區，實行特殊體制和政策，匯聚全球頂尖人才，形成最有利于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的環境與機制，爭取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實質性地縮短中國在這方面與世界前沿水平的差距。要以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放寬在高水平教育研發和其他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準入，把優質人力資本更多地吸引到這些領域，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動能。
從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看，中國仍處在追趕期。我們在發展，別人也在發展，到本世紀中葉前，與發達國家相比，即使我們在某些領域能夠趕上或領先，但總體上還是處在追趕期。這個定位非常重要。一些新興經濟體增長加快，老牌發達國家也在尋求新的競爭優勢。所以，需要繼續開放，實質性地深化改革，才能與時俱進地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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