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中國孔子基金會拉起了“孔子像標準設計方案”的大旗。據說孔基會想出“標準像”這招的緣故是目前的孔子像種種不一，“甚至還有神化和丑化孔子形象的現象存在”，以至于“嚴重影響了孔子在公眾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和人格魅力，也不利于孔子及其思想的宣傳”。對儒家文化本身來說，這種“標準化”舉措并不鮮見。前賢大儒在儒家文化標準化方面也曾經做了不少工作。從西漢開始，獨尊儒術成為學科規劃的指導思想，“五經博士”逐一設立，儒學也就重新獲得了“官學”的地位。從此儒家學術中的主要部分被收歸國有，對儒家文化進行標準化也就有了必要性與可能性。當時的儒家學術，在諸經典的基礎上分有門派，各持己見，門戶謹嚴。此時，獲得博士地位，讓自己的門派成為國家學科建設的一部分就成了各派儒生運籌帷幄的目標了。皇帝們篩選出儒家文化中對自己有益的部分，瓦解了不利的部分，建立了最初的儒家文化學術標準。漢靈帝熹平年間，為了減少因為傳抄引起的文字錯訛，在蔡邕的主持下，一種名為“石經”的東西被制作出來。這種刊刻在石碑上的經文包含當時主要的儒學文獻7種。在書寫刊刻的過程中，標準的經典被確定下來，并通過“太學”的課堂傳布四方。此后魏正始，唐開成，后蜀孟昶，宋太宗、高宗到清高宗各有刊刻石經的舉動，范圍也逐漸擴大到了“十三經”。儒經文字的標準化對儒家文化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而儒學思想的標準化則讓中國古代的文化生活陷入了窘境。為了起到“一道德”的作用，王安石借變法之機，將自己主持編撰的《三經新義》推廣開來，并逐漸取代了各家前代學者對儒家經典的闡釋，成為了科舉取士的“標準”，并對學術思想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南宋至元代，朱熹的學說取代了《三經新義》成為科舉的新“課標”，并逐漸演化成八股的“標準文體”。中國儒家文化的標準化運動，至此達到第一個高峰。“孔子標準像”的設立顯然是對這種“標準化文本”的突破。圖像的傳播效果遠好于文字。它直觀，富于現場感覺，易于被廣大人民群眾接受。不能不說是當代某些儒家文化傳承者對前輩儒家“標準化”活動的繼承與發揚。與標準化運動相對應的是，“非標準”的儒家文化被消滅掉。儒家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一度擁有“標準”的合法身份，并且也曾經在這個身份的掩護下傳播甚廣，號稱顯學。而它們一旦偏離了“標準”的軌道，顯露出“非標”的苗頭時，它們的結果也就不妙了。“緯書”就是這樣一個經歷了大起大落的東西。這些被認為與“經”意義相似的文本，記錄了古代圣王的言行，與朝代更替的秘密。在光武中興的年代里，它曾經獲得了“內學”的稱號，其地位較經學有過之而無不及。曹氏代漢之后，緯書迅速被宣判為“非標準”的儒學。在此后的幾百年里，這種曾經顯赫一時的學問幾乎被完全禁毀。包括《河圖》《洛書》在內的近百種緯書，經過幾百年的焚燒，留下的不過幾十萬字的殘章斷節罷了。“非標準”儒學的下場可見一斑。“孔子標準像”誕生以后，包括吳道子版孔子像在內的歷代孔子也會遭遇秦火嗎？這個問題當然是多余問的。孔基會此次“標準像”征集活動，志也并不在勘訂大成至圣的微言大義，或者宏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義，自然也不會做出壟斷儒學權威，消滅儒學異端的事。那句“將在今年6月份的山東（國際）文化產業博覽會上推出”已經揭示了這一活動的意義所在。孔基會輾轉反側，所思所想的，恐怕只是厘定一張“圣像”，然后把“標準化”的孔子換成現金。這樣一來，孔子像的“標準化”活動，到真的算是得了“標準”的精髓了。因為大規模的商業活動是熱愛標準化的，因為只有標準化的產品才可能最大程度地發揮機械生產的優勢，實現“量產”。通過建立“標準”，經濟活動的每一個環節都成為可控的。每一個人和物，都成為“商品生產”這個巨大機器的一分子，恪盡職守，安全可靠。這樣，持續的利潤也就成為可能。在古代中國，由于種種原因，民間的商業活動和生產活動始終沒有生長出“標準化”這樣的果實。但這并不意味著古代中國沒有“標準化”這個概念。據說秦人翦滅六國時使用的弩機，就都是標準化的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