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標準化這門新學科在上世紀70年代末就已提上了中國標準化工作者的議事日程。那是以1978年中國標準化協會正式成立（9月1日起被接納為ISO的正式成員）和1979年國家標準總局又重建了標準化綜合研究所為契機。1979年2月，由綜合所戴荷生所長牽頭專訪了錢學森教授匯報并請教了建立標準化學科的有關情況和問題。有關摘錄如下：“標準化研究所研究什么呢？最近我在想，把系統工程的概念擴大一點。我在前不久寫的幾篇文章中講到科學的組織管理技術，系統工程，但有些理論問題沒有搞清楚。科學研究的組織管理技術，叫科技研究系統工程，但理論基礎之一的‘科學學’還沒建立。標準化也是一門系統工程，任務就是設計、組織和建立全國的標準體系，使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持續高速度發展。但標準化系統工程這項技術似乎還沒有牢固的理論基礎，還缺一門‘標準學’。標準學是把標準化作為社會的一項活動，歷史的經驗教訓是什么？到底應該怎么組織？它不光是自然科學問題，還有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它介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社會科學成分更大一些。標準化系統工程的方法是有的，運籌學、控制論、電子計算機等等。所以方法論這部分不擔心，只要有理論，就可以組織干……”從錢老正式發表對建立“標準學”的論述至今，已經超過四十個年頭了。我國標準化學術界（科研單位、群眾性學術團體、相關院校以及執著地攻關的個人）為創建標準化這門新學科投入了無數的精力，所發表的相關的專著、教材、研究報告、學術論文和科普作品等積少成多，已稱得上是洋洋大觀。但正如建造“通天塔”那樣，存在著根本性的“語言不通”的困難：由于在最基本的理論邏輯起點上，即涉及標準和標準化這種“思維客體”的概念的“指稱”（即術語）及在內涵、外延和完整的定義表述上，缺乏完善的、能夠符合邏輯自洽要求的共同語言（共識），從而在一系列的命題的確立、推理的進行和方法的實施等等方面，都具有局限性。我們看到，現有的各種標準化法規、工作指南和管理措施主要針對的是那些成規模的、量大面廣的、重點的特別是“高精尖”范疇的產品和工程（包括硬件、軟件和服務等具體對象）的研制、生產和應用，以及安全健康衛生和環境等，而對于涉及社會治理中關系到民生利益的方方面面，均未納入現行標準化管理的范疇。在諸如醫療、教育、養老等領域都存在著管理不力、亂收費、霸王條款和潛規則盛行等現象，更有貪腐之風嚴重地污染著神州大地，而令民眾不安——改革開放四十年，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更新和完善，需要不斷地探索和實踐；錢老的系統工程學，包括了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三大要件，怎樣在標準化的理論和實踐中發揮其奇特的功效呢？標準化古已有之，從ISO成立后“standard”和“standardization”的英語語詞成為了漢語“標準”和“標準化”的對應詞，一種特殊的“語義學”上的不對稱帶來了一些不便。有鑒于此，作為一種權宜之計，標準化專業人員和不少專家學者，都不得不采用“廣義”和“狹義”的修飾詞，以盡量避免“邏輯不自洽”之嫌。在此前提下，這方面的出現的積極成果在傳播和交流上就比較方便了。中國兵器工業標準化研究所研究員、工學博士麥綠波集30年標準化理論研究和實踐，在標準化理論研究上取得了世界性的重大突破和創新，他的兩部大著《標準化學——標準化的科學理論》和《標準學——標準的科學理論》先后于2017年和2019年在科學出版社出版。它們一起組成了標準化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是原創性和全方位地闡述標準化的理論和方法的力作，也可以說是對四十年前錢學森教授首倡建立“標準學”的積極回應。（源自論文《農歷庚子（2020）年的思緒——從事標準化工作“一甲子”的經歷與見聞》，作者：顧孟潔，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特此聲明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