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標準化在推動全球科技創新、重塑國際經濟秩序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標準在助推我國高質量發展轉型過程中的基礎性、戰略性和引領性作用日益凸顯。
如何預見和判斷未來五年乃至十年中國標準化事業發展？如果從體制、機制、技術創新、國際化等維度來考量，我們將在哪些方面有可能取得較大的突破？在未來標準化工作中，應該避免出現哪些問題或失誤，應該盡量弘揚哪些優勢和長處？過去五年是標準化大踏步改革的五年，對未來五年或十年作何期盼？
2021年伊始，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站在“十四五”開局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標準化》編輯部對我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背景下推進標準化建設展開預見性判斷和思考，以對中國標準化未來五至十年預見為主題，邀請標準化界專家大咖從各自角度對未來中國標準化事業發展提供真知灼見，交流思想、貢獻智慧，以饗讀者，為助力我國新時代標準化持續健康發展獻計獻策。
本期專家介紹：張曉剛，中國標準化專家委員會委員，全國工商聯標準化工作委員會主任，粵港澳大灣區標準化研究中心戰略咨詢專家，G20后續會鋼鐵專家組成員，星閃聯盟理事長，原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主席、世界鋼鐵協會（Worldsteel）主席、鞍鋼集團黨委書記兼總經理。
“未來若干年是中國標準化工作歷史上最好的機遇期”
我認為，現在及未來若干年里，是中國標準化工作歷史上最好的機遇期。這是我對中國標準化事業發展的一個基本判斷和理解。
為什么這么講呢？因為中國現在真正進入了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過去30年到4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一個相對追求速度和數量的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并沒錯，做法也沒有錯，取得的成果也是讓全世界都非常羨慕的，中國在世界上所有的經濟體當中做的是非常成功的。用了30到40年時間，實際上走過了發達經濟體200到300年走過的歷程。那么為什么我們還要進行高質量發展的轉型？因為高速發展和追求規模的階段已經過去了，中國今后一定要走高質量發展之路。就像我們的制造業已經是世界第一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在制造業上跟中國相比，但是中國制造業大而不強的問題、技術含量偏中低端的問題也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這正是中國高質量發展轉型的一個重要的核心。特別是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要進入高質量發展轉型，中央這個決策是非常正確的。我們的各級領導，各種各樣性質企業的企業家，都逐漸認識到高質量發展轉型對中國的重要性，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對中國企業和制造業的重要性。這跟標準大有關系。從第39屆ISO大會總書記發賀電，總理作報告，到這次五中全會上總書記多次講到標準，包括在上海視察講到中國標準的問題，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任何領導人都沒有過的，任何時代都沒有過的。這些信號都告訴我們標準對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重要性。因為質量的技術基礎是標準。
抓質量，一定得抓標準。高質量發展的抓手是什么？就是總書記那句話，只有高標準才有高質量。要想有高質量，必須先有高標準。這句話是我們中國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要抓高質量發展的真正抓手。如果我們的各級領導真正認識到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的政府管理、社會治理、企業管理特別是制造業發展的抓手是標準的話，我相信未來中國高質量發展轉型的成功是指日可待的。
所以，這就是我對當前為什么講標準化工作到了歷史發展的最佳機遇期的一個基本判斷的依據。這是我們中國幾代標準化工作者，歷史上最好的一個時期，因為前面這幾代人沒有經歷過這個階段，為什么？因為中國沒有到高質量發展階段，大家認識不到標準對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沒有認識到標準對支撐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在過去的30到40年，我們在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等等方面，實際上走的還是一條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跟隨式的創新發展道路。當然我們首先肯定這條道路沒走錯，是對的。只是現在要轉型了，要升級了，要走過那個階段了。現在到了這樣的一個新的節點，要利用標準來引領政府管理、社會治理和企業發展的創新，到了新的階段。所以標準的重要性現在空前的突顯。
“要注意到標準這種中性的、技術性的，不帶有政治和意識形態特點的，國際都能接受的共同語言的制度工具，有政治化的風險。當然，我們也看到，在未來5年到15年，標準化工作特別是國際標準化工作面臨重大的挑戰”
因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過去，雖然我們70多年前在ISO成立的時候是創始成員國，但是限于中國的經濟實力和技術實力，在過去幾十年當中，在國際技術規則制定領域，我們基本沒有什么發言權，沒有參與全球治理。但是今天中國發展了、發達了，中國的經濟技術能力有這樣的一個要求，希望把自己在過去30到40年成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用標準的形式貢獻給世界，作為中國的智慧和中國為世界平衡發展的解決方案提出來，這就是中國想做的。
這是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國應該給人類做出的貢獻。
但是挑戰在哪里呢？
就是最近這些年，在標準化的領域里，特別是最近這兩年，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勢——標準政治化。這個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我們處在這個世界上，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經濟體，它的國家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甚至價值觀是不一樣的，所以大家的不同不僅僅是語言的不同、膚色的不同，也包括文化的不同，其實更重要的不同來自于價值觀，來自于意識形態，來自于政治制度。而一些發達國家最近這幾年在地緣政治上，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就是把標準這種中性的、技術性的，不帶有政治和意識形態特點的，國際都能接受的共同語言的制度工具，進行政治化，這是非常可怕的一個現象。我們現在也在觀察這種現象。現在還不能叫一種趨勢，還只是一種現象。但是這種現象應該引起我們政府和企業的注意和重視。我們反對這樣，不支持這樣，不擁護這樣，但是我們要做好準備。這種事情一旦發生的時候，我們要有應對，要有應對的能力，這是一個優秀的政府、優秀的企業、成熟的治理體系應該有的反應。
因為中國這么多年一直堅持多邊體系，一直堅持用標準這一共同的語言來為大家服務，不管我們有什么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差別，但是我們為了人類共同追求發展的目標是一致的。
就像這次疫情，其實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事例。如果世界各國接受中國在這次疫情防控當中的經驗和教訓，并且通過標準使其變成國際共同的語言，為全球應對這種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作出貢獻的話，人類是真正受益的。其實這件事情過去之后，大家在總結的時候一定會認識到這些問題，但是很遺憾的就是因為政治的原因，中國防控疫情的這些經驗，沒有成為更多的國家共同應對這種全球性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解決方案。這跟我們的想法，跟我們的希望，跟中國成功案例迅速進行標準國際化的要求相去甚遠。更多的是因為政治原因而導致這樣的一個結果。世界各國不能分享中國在防控疫情方面的經驗和教訓，這才是人類的悲哀。
所以大家看到，現在多國疫情死亡的人數和患病的人數，還在急劇的增加。而中國這個世界人口第一大國，我們能控制到這樣好，雖然我們現在零星還出現一些情況，但是跟任何一個經濟體相比我們都是最好的。中國因為疫情控制的好，所以中國經濟才能有今年一個好的發展結果。
實際上，2020年整個世界經濟的走向和結果，全世界都會有一個答案，誰做得好，誰做的不好，不需要去爭論到底是美國的國家治理制度好、歐洲的治理制度好，還是中國的治理制度好。而是讓事實說話，是去看在遇到這種公共性重大突發事件的時候，誰能夠做得更好。誰能讓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經濟、自己的制造業不受影響或者少受影響而得到可持續發展，這才是制度的優勢。
所以，我們看得很清楚，雖然疫情沒有結束，但是中國是成功的。我們希望中國的成功經驗，能夠通過標準這種沒有政治和意識形態特點的制度工具，來為全世界提供中國方案，其實這才是標準的價值。
這也是中國作為最優秀的政府和最優秀企業，通過標準去為人類做更多貢獻的唯一有效的途徑。因為各國的政治制度不一樣，意識形態不一樣，所以一定要把我們在這個30到40年改革開放過程中一些做法，移植到西方國家去，是移植不過去的，但是標準是共通的。為什么？因為標準這種制度工具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標準怎么制定呢？是所有利益相關方，是標準使用者參與制定。國家標準是這個國家所有的利益相關方參與共同制定，如果是國際標準，那就是國際上所有的利益相關方共同來制定。制定了標準，統一了認識之后，大家都按這個標準執行。那么中國的經驗、中國的教訓、中國的智慧和中國的方案就變成了國際解決方案，所以這就是標準的價值。
但是現在出現了這樣一些問題是很遺憾的。所以未來中國在解決平衡發展的問題上，要先探索發展模式標準化，然后是標準國際化，這是中國未來可能對世界作出更大貢獻的機會。
“高質量發展轉型，要求我們從以跟隨式創新為主轉向領跑式創新模式”
高質量發展轉型是非常值得重視的一個節點，首當其沖應該是我們的創新方式一定要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因為我們不管是中國各級政府還是企業一直都在抓創新，一直都在抓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但是這次高質量發展轉型，我們所說的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跟我們過去30到40年講的應該是不一樣的，創新的內涵差別非常之大。
過去中國所有的企業走的基本上是一條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模式。這種模式解決了中國高速增長、體積快速膨脹、制造業迅速變成世界第一過程中的問題，但它畢竟是引進消化吸收的模式，是跟隨式的模式。
我們僅僅是用很短的時間去把全球在過去200年到300年發展過程當中，創新的成果轉化成了中國的實際發展的模式，那時候我們解決的更多的還是1到10到100的問題，就是從小到大的問題。
而現在中國面對的是要解決從0到1的問題，就是要解決自主創新、原始創新，甚至是顛覆式創新的關鍵時期。所以這才是中國制造業現在面對的科技創新的最大挑戰。
如果中國把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把中國企業占世界500強的個數，這些東西作為我們追求目標的話，我們就誤解了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內涵。
中國這次高質量發展轉型成功不成功的標志是什么？不應該是GDP世界第一，不是世界500強的個數世界第一，而是高質量發展結束的時候，中國到底能出現多少個能夠站在全球產業鏈頂端的世界一流企業。能不能有這樣的結果，是中國高質量發展轉型成功的真正標志。
而什么是世界一流企業？什么是能站在產業鏈頂端的世界一流企業？
首先就是能引領全球的科技創新，引領全球的管理創新，能夠在全球社會責任的承擔當中起主要作用，能夠在全球規則制定當中去做主要貢獻。就是從以前的跟隨式創新到領跑式創新。這是中國作為最優秀的政府和企業，應該在高質量發展階段追求的目標。科技創新、原始創新、自主創新、顛覆式創新，實際上這是我們的新課題，也是我們要解決從0到1問題的根本出發點。
“雙循環新格局下，以持續提升標準來持續改善品質，持續提升品牌，然后通過標準國際化為全球的文明發展做出中國的貢獻”
未來的5年是中國標準國際化工作挑戰最大的5年和中國發展最關鍵的5年。
為什么說是挑戰最大的？因為“十四五”過后，中國的形勢就基本更明朗了，中國的高質量發展的效果也開始凸顯，真正的要凸顯的話還有10年到15年左右的時間，但是5年是這一階段的第一部分，但這一部分實際上已經能看出趨勢了。
國家在標準化體制機制方面已經做出了一些重要的調整，包括政府標準和市場標準的改革，下一步都在完善當中，在探索當中，這個取決于對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而言，什么樣的方式更有效？一方面有效于中國的發展和治理，另一方面有效于跟國際接軌，這是中國標準改革發展的根本方向。
那么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雙循環的過程當中，如何用好內循環，內循環跟標準什么關系？我個人理解是，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轉型升級當中一個重要節點就是用標準來助力中國企業、中國行業、中國品牌的高質量發展，用不斷持續提升的標準，來提高我們中國制造的品牌，用標準來優化我們的內生動力。在內循環當中用持續提升標準的方式，讓中國制造業的產品、品牌不斷得到提升，外循環更多的是用中國標準的國際化，讓中國產品和中國品牌走向世界。
應該看到，在過去30到40年當中，在很多制造業快速成長和長大過程當中，是在給別人代工，但是通過代工提升了自己的能力，這是中國制造業、很多中小企業很重要的成長經歷。在給別人代工的過程當中，特別是給世界大品牌代工的過程當中，我們實際上已經能夠制造大品牌高質量的產品。雖然是你提供設計，你提供技術，甚至你提供原料，但是我們能夠保證按照你的要求生產出來，這就是中國制造業的進步。我們現在缺什么？缺自主創新。所以我們應該在內循環當中把已經提升起來的、已經長大了的，已經有一定能力的中國制造業，通過持續的提升標準來提升它的質量、品牌。
雙循環離不開高質量發展，雙循環是支撐高質量發展的一部分。標準化支撐內循環就是一個持續提升。通過持續提升標準，持續的改善品質，持續提升品牌。過去因為中國企業不做國際標準，我要出口什么產品，就把人家的國際標準拿來，或者轉化，然后我按這個標準去生產，而今天我們要做的是把自己制造的產品、優質品牌的產品的標準變成國際標準。過去我們是解決能不能做的問題，能做多少的問題，現在內循環中我們是要解決自主創新的問題，要做品牌。等到外循環這其中更多的是把我這個品牌的標準讓全世界都認同，然后讓我這個產品賣到全世界每個角落。這樣的話你的品牌產品、你的知名產品、你的高品質的產品，就可能隨著標準的國際化走向全球、造福全球、造福人類。
中國在雙循環的新格局下，今后重點是把自己的發展抓好。一心一意地把自己的發展做好，把自己的經濟抓好，把自己的老百姓生活水平一步一步提高。同時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承擔國際責任，為全球的文明發展做中國的貢獻。
在中國未來15年可能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數字技術的應用。這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未來數字技術將改變幾乎所有行業發展模式。數字技術標準化，是一個面對非常大的挑戰的領域，因為全世界都在做這件事。中國的一些龍頭企業在這方面也做得非常出色，在世界上也被公認的。數字技術現在更多是尋找應用的切入點，在全球都是這樣的。中國現在數字技術應用還是在初期，到了一步一步持續用標準來提升質量、效率和效益這個階段。數字技術這些方面，中國的發展是不差的，中國的能力是不差的，中國的市場也是最大的。中國在新興領域的標準制定當中，比如共享經濟、區塊鏈，應該發揮更大作用。未來很重要的商業模式創新，是如何把數字技術應用到各個領域當中，拉動這些領域的效率提升、質量提升和效益提升。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切入點。比如說2020年9月22日剛剛成立的星閃聯盟，這個組織的目的實際上就是創新出全產業鏈生態，把最新的數字技術如何垂直的應用到各個領域當中去，這也是我們在雙循環新格局之下自主創新的實踐和嘗試。我們對此充滿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