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上海市虹口區一女士求助叮咚小哥余先生，為家住青浦區有聽力障礙的父親送菜。由于疫情封控，叮咚小哥花費4個小時跨越27公里，最終將菜送到了女士父親所在小區。為表感謝，該女士向叮咚小哥微信、支付寶轉賬均被婉拒，之后女士又為叮咚小哥充了200元話費。（4月8日 九派新聞）
本是互幫互助的暖心事，卻在網絡上引發軒然大波。部分網友認為女士感謝的200元過少，“我雖然很窮，但我起碼也會給個五百”“人家不顧一切不計代價幫助你，你像打發乞丐”等等譴責、嘲諷的言論充斥評論區。隨后，女士借助微博大V對該事件進行了進一步解釋，仍抵不住鋪天蓋地的質疑。事件發酵三天后，網傳該女士不堪網暴跳樓，4月7日，當地派出所證實“人已經不在了，案件原因還需進一步調查。”
一個是擔憂父親的孝順女兒，一個是不計回報的熱心小哥，本是佳話一段，卻因部分不負責任的網暴言論，演變成了生命逝去的悲慘結局。近年來，我國網暴事件頻頻發生，且引發諸多惡果。都說網絡不是法外之地，為何此類“鍵盤俠”仍層出不窮？
首先，他們可能是為了博關注，而口出惡言。心理學上有個現象叫“焦點效應”，即人們容易把自己看作是一切的中心，希望自己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被大眾評論。他們通過發表相反言論來吸引眼球，博取關注，甚至說會刻意反叛來彰顯自我的存在。其次，他們的言論大多是出于自我情緒的發泄，而非針對事件本身、觀點上的有益討論。可以看到此次事件的重點本該是“疫情下，人們互幫互助”，“鍵盤俠”們卻揪著“200元”不放，借機挑刺，模糊了事件的重點。
再者，評論本身是出于自我的對錯判斷，“鍵盤俠”們卻可能受限于“信息繭房”或自我認知水平有限，輕易做出判斷，進而用廉價的正義感，對他人做出道德審判。“我雖然窮，也會給五百”“兩百太少了”等言論都是他們出于自身價值觀做出的判斷，但這種觀點卻十分的局限，不具有普適性。我們看到，事件中原本1.5小時的路程因為疫情封控叮咚小哥最終用了4個小時，賓館的住宿費是由叮咚公司提供的而非小哥自己承擔，女士一家打算解封后給小哥送錦旗請吃飯當面感謝……太多的細節被“鍵盤俠”忽視掉，而刻意放大了“被嫌少”的200塊。脫離事件的具體情況而妄論他人行為，很容易受認知水平局限，掉入片面化的陷阱中。
此外，網絡的匿名化、發表門檻低、犯錯成本低等客觀因素也給網絡暴力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因此，如果說網絡暴力行為是一只失去理性、蠶食公序的“猛獸”，那么理應通過完善相關法律、加大打擊力度、加強平臺治理等手段將這一“猛獸”關進籠子里。事實上，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李東生曾針對網絡暴力提出建議：“針對網絡暴力專門立法，加大對網絡暴力責任主體的懲罰力度，落實網絡平臺主體責任。”國家網信辦也多次開展“清朗”行動，肅清網絡環境。
但歸根到底，健康網絡環境的營造，最終還是落到每一個普通網民的身上，我們既是參與者，也是監督者。須知，言論自由與網絡暴力間往往只有一念之差，每一個網民都應當對此警鐘長鳴，避免成為網暴的加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