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紅網
網暴事件仍在上演。
3月12日，因疫情防控管理，上海師范大學徐匯校區啟動校園封閉管理，所有師生不得離校。借住在好友家的哲法系研三學生陳真真，為給在校的校友們帶去“一點甜”，在4月2日這天，自費花五萬余元采購了78箱巧克力，經由學校后勤保障部老師消殺后悉數送達同學們的手中。
讓人沒想到的是，這個溫暖善良的故事，最終卻以一次次“鍵對鍵”的惡意揣度結尾。有人質疑陳真真在“作秀”，認為她就是想“火”，紛紛去圍攻她。在被網暴的那段時間里，陳真真只要點開社交平臺，幾乎都是“99+”的未讀消息提示，里面各種聲音都有。
還記得，4月初，也是在上海，住在虹口區的一名女子，想用點外賣的方式給有聽力障礙的老父親訂菜，因一直沒人愿意接單，她試著聯系了之前為她送過菜的小哥，沒想到對方一口答應了。事后，該女子為了表達感謝，為該小哥充了200元話費。可當她在社交平臺分享了自己這段經歷后，很多網友嫌棄她給的回報太少，紛紛去圍攻她，面對鋪天蓋地的惡意，女子心情低落，外賣員看到女子被網友罵也睡不著覺。4月6日，該女子跳樓。
陌生人社會，一次次愛心的傳遞，一個個善意的表達，本可以讓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更加緊密，更加真誠，但一次又一次網暴的出現，卻讓愛心變成了“糟心”。即便你清清白白做人，坦坦蕩蕩做事，還是會有人惡意揣度、無中生有、指指點點，讓網絡空間戾氣橫行。
以此次事件為例，或許，這位女孩怎么也想不明白，明明自己在做一樁好事，怎么到一些人眼里就變了質。從該女孩社交平臺下的留言可以看到，一些人總喜歡“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比如“舞女的世界，我不懂”“你不就是想火嗎”……網暴者還習慣隨意給人貼上標簽，比如以“巧克力俠”“巧克力學姐”嘲諷她。他們根本不懂得換位思考，總喜歡“看圖寫小作文”，將他人善意的舉動無端猜測出無窮多的原因。即便是這位女孩也曾解釋過：“送巧克力是我經過理性思考后的決定，希望能給他們一點甜”“購買巧克力花的錢是自己通過做攝影賺來的”以及“花五萬買巧克力是因為自己之前一直在做公益，養成了一些性格和習慣”，但還是會有人喜歡“選擇性注意和理解”，甚至直接鉆牛角尖，開啟謾罵模式。
“網暴雖只有兩個字，但被網暴者卻要承受無數唾沫，無數尖銳的鍵盤聲。”網暴者習慣于物化善行，用金錢來衡量一切，他們所看到的一切行為都會被“量化”。恰如詩人北島在《回答》中所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在網暴者言語輸出的那一剎那，他們根本就意識不到，自己的行為會給他人造成不可扭轉的傷害，甚至于他們還認為自己在做“好事”，“勸人向善”。他們會將所有不符合自己價值觀的公平道義和良行善事，統統“打入地牢”，即非“我”標準，雖“遠”必“誅”。
老實說，網暴一旦出現，想要靠網暴者“自省”，自主性地改邪歸正不太現實。雖說“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但面對網暴，受害者不應沉默，首先應該收集證據，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予以痛擊。
當然，也應當看到，當下網暴屢禁不止，有時不是受害者不想反抗，而是反抗的成本太高了，維權難度太大了，因此就需要“對癥下藥”。為此，有律師建議，可以從立法上完善刑事“自訴轉公訴”的常態化銜接機制，進一步明確哪幾類網暴案件能作為公訴案件來處理，或者制定更加完善、符合網絡時代發展需要的標準，為網絡暴力類案件維權鋪平道路。打磨好“法律之劍”，才能讓網暴者無處可逃；拓寬維權通道，走的人才會越來越多，網暴的生存空間才會越來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