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和社會高度發展，信息化手段和傳播方式高度發達的今天，回答標準和標準化如何重要，對于眾多業內人士來說并不是一個問題。
可是如果有人對中國的民眾搞一次標準化認知程度的調查，效果就會大不一樣了。
盡管人們的生產生活一時一刻也離不開標準和標準化，人們每天都在享用標準和標準化帶來的秩序、便捷和快樂，可是許多人可能并不了解，甚至也從未想過要了解什么是標準和標準化。
中國歷史上的標準和標準化發展并不落后。中國是有文字可考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
專家學者已經考證，在遠古時代，人們在制作石器，發明弓箭骨針和貝殼項鏈的時候，就已形成和遵循了一定的標準。
如果說人們這時的標準意識還是朦朧的、模糊的，甚至是無意識的話，那么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和人與人之間社會交往的加深，人們開始創造的符號、記號、象形文字和語言就是一種有意識的標準化行為了。
在經歷了農業和畜牧業、手工業和農業兩次大規模的社會分工之后，自主的、有意識的標準和標準化行為開始產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計量器具、文字、青銅器、錢幣和活字印刷。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規定車同軌，書同文。這是史書上的重要記載，也是當時標準化的重要寫照。度量衡的統一也是在那個時候實現的，成為世界上古代標準化的典范。
最有代表性的是陜西秦始皇兵馬俑和四川三星堆，前者距今2000多年，后者距今3000多年。
盡管三星堆尚無文字可考，但從出土的大量文物來看，無論是青銅面具、人像，還是玉璋、玉環、玉珠，包括大量的海貝、銅貝，從選材、加工、制造等各個環節來看，不僅反復地、大量地出現，而且已具備技術上的一致性，說明當時就有了統一的技術概念和要求。這種統一性的要求就是標準。
在經歷了數世紀的輝煌之后，中國的標準化事業伴隨著經濟和國運的衰退開始衰敗，這是發生在近一二百年間的事情。
近代標準化發展史的帷幕是18世紀末由英國的紡織工業革命掀開的。蒸汽機和紡織機的出現帶動了大機器工業生產，促使標準化發展成有明確目標和系統組織的社會性活動。
1789年，美國的E.惠特尼首創了生產分工專業化、產品零部件標準化的生產方式，成為“標準化之父”；1841年，英國的J.B.惠特沃思設計了“惠氏螺紋”，在此基礎上產生了統一的螺釘和螺母，為互換性的實現創造了條件；1870年，英國建立了“公差制”；1900年，美國的泰勒首創了勞動時間管理標準，成為“科學管理之父”。
在這一系列變革和進步中，行業標準化和國家標準化行為開始陸續出現。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各種學術團體、行業協會等民間組織紛紛成立，致力于解決行業技術的統一問題，制定和發布各種行業標準和團體標準。
如英國的機械、土木、造船、鋼鐵、電氣工程協會；美國的機械工程師、土木、鍋爐商協會，材料試驗學會等。1901 年，英國工程標準委員會成立，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標準化組織。同年，美國成立了國家標準局。
1918年，美國成立了美國工程標準委員會，其他工業國家德國、法國、瑞士、荷蘭、日本、奧地利等也都紛紛成立了國家標準化機構。
正當近現代標準化事業蓬勃發展的時候，曾經有著悠久歷史和輝煌業績的中國標準化界卻變得沉默。
審視那段歷史就會明白，那個時候的中國，恰恰是中國封建王朝腐朽沒落，帝國主義列強野蠻入侵，封建軍閥相互割據的時候，國運衰敗，民不聊生，經濟崩潰，誰還能顧得上標準和標準化呢？由此可知，標準化事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技術標準是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制定技術標準，實行標準化生產，用標準來規范生產秩序和經濟秩序，是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
這些需要又是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興衰緊密相連的。國家興，標準興；國家衰，標準衰。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趨完善，標準和標準化工作的市場取向日趨明朗；企業將逐漸取代政府成為制修訂標準的主體；
標準作為一種特殊的技術產品，其生產過程將日益公開、透明并成為專家廣泛參與的產物；政府將由標準制修訂的直接組織者逐漸成為標準和標準化工作的監護人、委托人和第一用戶；標準生產中的各項投入不但要準確核算，也要開辟多種渠道，合理解決。
與此同時，標準在轉讓時，既要滿足公眾利益的需要，不以營利為目的，也要適當地收取成本，實現投入和產出的良性循環。在這種機制下，各類標準化的技術委員會將不再具有行政色彩，而成為標準的生產車間。
整個標準化生產體系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各級標準化組織靠生產技術標準這種特殊產品為政府和全社會提供公益性服務，并從中獲取相應的回報，實現自身發展的良性循環。這是一個大趨勢，認清這樣一種趨勢，找到這樣一條道路，十分重要，也非常必要。
當然，趨勢并不是現實，從現實出發，順大趨勢而行，需要的不但是要找到路，還要架起橋，這一探索和實踐的過程就是改革。
盡管同其他任何改革一樣，標準化事業的改革也會困難重重，但是只要我們以發展為第一要務，堅持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勇于實踐，不斷創新，我們就會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