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貿易是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下稱“服貿會”）上的一大焦點議題。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數字貿易發展是一個全新的，而且是大有作為的領域，蘊含了機遇和挑戰。希望通過中國在數字貿易的先行先試、打造數字貿易示范區和產業的集聚，以及人才的培養，積聚更多的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與世界各國一道來推進數字貿易發展，促進國際貿易的高質量發展。
中國經濟時報：中央為什么重視數字貿易發展？如何理解打造數字貿易示范區？
李俊：數字貿易、數字經濟、數字技術代表著未來產業技術發展的方向，抓住了數字貿易就抓住了未來發展大趨勢，在國際競爭中就能處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所以，必須高度重視提升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的競爭力，以此提高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當前，數字經濟已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主要力量。據統計，數字經濟占GDP總額的比重接近38%，數字貿易占服務貿易的比重接近45%。今年服貿會聚焦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體現了未來經濟發展的趨勢性、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議題設置的引領性。
中央提出打造數字貿易示范區，意味著未來中國將推進數字化轉型，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數字貿易。同時，圍繞數字貿易領域的合作開放將會進一步加快，以數字經濟、數字貿易為重點的各項改革開放新舉措也將會逐步推出，這無疑給世界各國和企業帶來巨大發展機遇。
陳進：“十四五”規劃綱要已經明確提出了我國數字化發展的兩個重點方向：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數字貿易是帶動服務貿易增長的重要動力。中央之所以重視數字貿易主要是基于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服務貿易也必須注重高質量發展。也就是說，要通過數字化手段來提升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
魏浩：從世界貿易的發展趨勢來看，服務業將成為世界各國經濟復蘇的重要推動因素，服務貿易將成為后疫情時代世界貿易增長的新引擎。從數字貿易本身的特點來看，數字貿易是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成為推動傳統貿易轉型升級、國際貿易增長的核心力量和發展方向，一方面，數據流會帶動和加快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從而促進資源配置的優化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術廣泛應用于國際貿易領域，將會加快貿易效率的提升、貿易流程的優化、貿易成本的降低、新興產業的催生。從中國自身的發展來看，數字經濟將成為有效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和新引擎，將是我國經濟彎道超車的重要機遇，數字貿易也將有助于加強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經貿關系、加快新發展格局的構建。
中央提出支持北京等地開展國際高水平自由貿易協定規則對接先行先試，打造數字貿易示范區，這說明，一是國家對北京數字貿易試驗區建設的前期成效是高度認可的；二是將北京從數字貿易試驗區發展為示范區，表明北京后期會繼續大力發展服務貿易特別是數字貿易，國家要將北京打造成中國數字貿易的標桿城市，為中國其他地區發展數字貿易提供“北京經驗”，為全球數字貿易發展以及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提供“中國方案”；三是堅定地表達了國家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特別是數字貿易的決心。可以預期，后期相關政策的落地將為北京數字貿易的發展裝上“加速器”，北京將為全國數字貿易改革創新、擴大開放提供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數字貿易也將成為撬動北京乃至全國發展的重要杠桿和新動力。
陳紅娜：國家重視數字貿易發展，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激發國際貿易新增長動力，實現穩外貿目標。數字貿易極大地降低了國際貿易的成本，使得中小微企業也能夠廣泛參與，尋找利基市場、實現規模效應，充分利用我國的制造業優勢；同時又使得傳統上“不可貿易”的服務的可貿易性大大增強，如教育、醫療，對于拓展國際貿易的廣度和深度，具有重要意義。疫情期間，數字貿易的發展優勢更加凸顯，已成為我國實現穩外貿目標的重要抓手。
二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助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數字貿易不僅僅是貿易方式的改變，對生產組織方式和經濟產業結構都產生深遠影響，如企業將生產過程中積累的專業知識轉化為各種類型數字服務，由提供產品向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轉變，由提供設備向提供系統解決方案轉變。對外貿易質量的提升，本身就是“雙循環”的重要一環。
三是搶占經濟發展的“新賽道”。數字貿易在很多領域呈現出“網絡效應”和高度集中的特性，技術的發展既帶來新增長機遇，又可能陷入“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的惡性循環，關鍵要能把握機遇、利用先發優勢，快速“破圈”。
中國經濟時報：目前我國數字貿易進展如何？呈現哪些發展新特點和新趨勢？
李俊：我認為，雖然中國的數字經濟在規模、發展效率、企業主體、數字平臺、競爭力、數字技術創新等方面居于世界前列，但是數字貿易的競爭力顯得不足。也就是說，我國數字經濟的內循環做得比較好，數字產業、數字消費等方面的發展比較充分，而在對外方面，數字經濟的國際合作無論是“走出去”還是“引進來”，都是不足的，這就導致我國數字貿易發展不很充分。換句話說，數字貿易和數字經濟的發展、服務貿易的地位是不匹配的。
從發展環境來看，現在各級政府高度重視數字貿易發展，正在積極搭建促進數字經濟的國際合作平臺。從具體業態來看，技術創新推動了我國數字貿易發展，比如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等新技術的運用，促進了數字貿易新業態的發展，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增長速度相對較快，未來趨勢可期。另外，以服務外包為主的軟件和信息服務貿易增長速度一直比較快。
陳進：從發展形勢來看，可數字化服務出口占比已經超過50%。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數字貿易發展仍然十分強勁，超過了傳統服務貿易。由此可見，未來我國數字貿易具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魏浩：數字貿易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和對外貿易的主要業態。具體來看，我國數字貿易發展的特點包括：一是數字貿易規模快速增加。“十三五”時期，我國數字貿易規模從2015年的2000億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2947.6億美元，增長47.4%，占服務貿易的比重從30.6%增長至44.5%。二是數字貿易中的跨境電商發展勢頭十分迅猛。我國跨境電商規模5年增長近10倍，2021年上半年，跨境電商增速同比達到28.6%，跨境電商出口同比增長44.1%。三是數字貿易法律法規政策體系初步形成。四是數字貿易新業態將不斷涌現。五是數字貿易發展潛力巨大。
陳紅娜：總體來說，中國在數字貿易發展上較具競爭力，近些年來增長迅速，但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從剛剛發布的《數字貿易發展與合作報告（2021）》中可見一斑。
首先，跨境電商一枝獨秀。我國是全球最大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經濟體，中國海關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跨境電商進出口總額1.69萬億元，同比增長31.1%，增速顯著高于貨物進出口增速。
其次，數字服務貿易發展迅速但仍存較大空間。近十年，我國數字服務貿易規模基本實現翻番，從2011年的1648.4億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2947.6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達6.7%，增速在主要國家中位居前列，數字服務貿易占服務貿易的比重從36.7%提升至44.5%，但與全球平均水平62.8%的占比還存在一定差距。
再次，部分數字服務貿易領域異軍突起。得益于中國超大規模信息基礎設施網絡建設，加快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持續擴大金融、電信等領域對外開放，從2011-2020年，我國知識產權、金融服務、ICT服務等細分數字服務發展平均增速分別為31.7%、19.6%和17.4%，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最后，以商業存在模式提供數字服務規模大、占比高，位居全球前列，但結構不平衡特征明顯。我國商業存在模式下的服務出口以租賃和商務服務為主，信息通信、文化等數字服務規模相對較小。例如，2018年，我國商業存在模式下的ICT服務出口為545.6億美元，約為美國的10%。
中國經濟時報：我國數字貿易發展面臨哪些挑戰？
李俊：一是政策體系不夠完善，未來需要進一步完善數字經濟、數字產業的治理體系，為下一步開放合作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二是數字經濟、數字貿易的開放程度不足，尤其是數字產業的國際化程度不高、國際數字平臺與數字貿易企業在華經營和投資的案例不多。三是國際合作方面的壁壘致使我國數字服務企業“走出去”遇到不少障礙。
陳進：目前，很多從事服務貿易的企業還沒有轉到數字化，主要受人才和傳統業務模式的影響。更關鍵的是規則機制問題，因為數字貿易是全新的內容，信息安全、個人隱私、跨國支付、法律、規則等問題都需要共同研討和探索。
魏浩：我認為，我國數字貿易發展面臨的挑戰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數字貿易測度發展滯后，難以與國際水平接軌。與此相關的統計體系有待完善，仍然存在數字貿易領域劃分混亂、數據缺乏連續性等問題，無法為數字貿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事實依據和研究支撐。
第二，中國尚未掌握數字貿易規則制定的主導權。無論是在降低交易壁壘和市場進入壁壘等核心議題方面，還是在交叉議題和非核心關注議題方面，中國與美國、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均存在一定的分歧，很難達成共識。為了能夠最大程度優先獲取數字貿易的優勢，發達國家正試圖掌握數字貿易的話語權，美國和歐盟正在主導高標準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這使得我國的數字治理水平可能很難達到參與數字貿易的標準，不利于我國數字貿易的發展。
第三，數字貿易關鍵核心技術供給不足，高端專業人才嚴重缺乏。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數字服務貿易起步較晚，發展基礎薄弱、核心技術缺失，進而導致關鍵核心技術供給不足、“卡脖子”問題突出。另外，作為一種新興的業態模式，數字貿易還沒有相關的人才儲備，當前我國數字貿易的從業人員大多是從傳統外貿相關企業轉型而來的，數字貿易高端專業人才缺乏、供需不匹配嚴重制約了數字貿易的發展。
第四，數字貿易安全問題日益凸顯。一方面，數字貿易的崛起使得個人信息數據泄露，進而導致詐騙等事件頻發，黑客攻擊、侵襲數據系統等事件也隨著數字貿易的發展越發猖獗。另一方面，在開展數字貿易的過程中，存在諸多欺詐行為、虛假廣告、假冒商品等問題，如果不能有效保障消費者權益，就會破壞消費者對數字貿易的信任，降低消費者對數字貿易的使用率，不利于數字貿易的長期發展。
第五，數字貿易可能加劇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中國早在2013年就提出了“寬帶中國”戰略，提出了“城市光纖到樓入戶，農村寬帶進鄉入村”等戰略目標。但是，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信息通信技術水平較低，信息通信基礎設施的投放力度嚴重不足，網絡覆蓋率不高，與城市相比，尤其是中西部的農村地區，大多數家庭還沒有安裝寬帶。這不僅限制了我國數字貿易的發展，也可能會加劇區域發展、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性。
陳紅娜：一是開放不足，尤其在跨境數據流動監管方面，不利于培育和吸引優質跨國互聯網企業，有可能導致與國際規則體系的主動脫節。若不能適應國際規則的新發展趨勢，疊加近年來我國科技企業海外發展頻頻遇阻，很可能會導致國內市場競爭不足，本土企業也更愿意深耕國內市場，拓展海外市場動力下降。
二是數字基礎設施尚存制約。基礎設施是數字貿易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當前，我國在數字貿易更為依賴的商用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上還存在較大差距。
三是地區發展不平衡。數字貿易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欠發達地區在對外開放上的競爭劣勢，但并沒有繞開經濟發展基礎所造成的制約。事實上，數字貿易更強調發展上的系統集成，基礎較為薄弱的欠發達地區在網絡效應作用下，可能面臨更加嚴峻的發展挑戰；而較為發達地區也可能因為業務模式較為單一而存在嚴重的同質化競爭。
四是國際高水平規則談判參與仍顯不足，不利于爭取有利的發展機會。從我國目前所簽署并生效的貿易協定（RTAs）看，基本不涉及接入和使用互聯網、以電子方式傳輸信息、本地化、源代碼等當前數字貿易規則談判的主要內容。在全球電子商務諸邊談判（JSI）上，我國的提案與美歐也有較大差距。在美歐加快構建以自身為中心的數字貿易規則體系的情況下，如果被“邊緣化”，則有可能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喪失發展動能。
中國經濟時報：對推動數字貿易高質量發展有什么政策建議？
李俊：一是要夯實我國數字經濟和數字產業的基礎；二是要加強數字領域的前沿技術的創新力度，這是未來參與國際競爭的核心；三是要搭建數字貿易的促進平臺、發展平臺、合作平臺；四是要培育我國數字貿易的市場主體，鼓勵這些企業“走出去”，把國內發展的優勢轉化成為參與國際競爭的優勢，參與國際大循環，拓展更大的國際市場，同時要加強企業自身的能力建設；五是要加強國際規則的對接，為我國企業“走出去”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比如在數據跨境流動方面，可以通過參與高水平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
陳進：從國內來說，數字貿易的整個產業鏈需要配套，從產品的設計到知識產權、從電子商務的平臺銷售到后期的服務，整個流程全部數字化，包括在可數字傳送中需要金融的支持。從國際來說，要加強溝通，加快推進雙邊或多邊的數字貿易體系和規則制定。此外，要通過試點示范來全方位促進數字貿易產業鏈的完善和產業規模的擴大。
魏浩：從內部來講，持續完善數字貿易的政策措施，盡快出臺中國數字貿易整體發展規劃。一是盡快出臺集跨境數據傳輸、市場進入、數據安全、數據治理、數據資源產權等重點議題為一體的數字貿易整體發展規劃。二是繼續完善跨境傳輸相關的法律法規，建立健全網絡信息預警系統，加強對數字貿易安全的監管。三是制定符合數字經濟行業分類標準、統計制度和統計方法，擴大數字經濟特別是數字貿易數據監測與采集范圍。四是加快建立技術創新體系，從加強基礎研究和人才隊伍建設兩個方面入手，聚焦高端芯片、基本算法等關鍵核心技術，加強關鍵核心技術公關，全力攻克“卡脖子”技術問題。五是穩步推進農村地區寬帶的推廣普及，提高欠發達地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比例，適當降低西部地區數字基礎設施行業的市場準入門檻，拓寬我國數字貿易的發展地理范圍。六是加大扶持力度，全力打造引領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六個高地”，推動數字海關、國際大數據交易所等平臺建設，打造數字貿易發展試驗田和數字貿易示范區。
從外部來講，主動構建中國的數字貿易“聯盟”，積極參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應該積極調整在全球數字貿易談判中的立場和策略，在雙邊及區域層面構建“朋友圈”，主動構建中國的數字貿易“聯盟”，以互融發展化解技術、市場和制度脫節的風險，拓展我國數字貿易發展的國際空間。另一方面，我國應該積極參與數據安全、數字貨幣、數字稅等國際規則和技術標準的制定，積極推進網絡間的國際交流合作，在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度的制定中牢牢地占據一席之地。
陳紅娜：一是加強頂層設計，研究出臺支持數字貿易發展的總體方案。并就跨境數據流動、數字產品和服務市場開放、隱私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等議題，抓緊形成系統性的適應新業態發展的整體監管思路，同時鼓勵地方依據發展基礎和目標，形成錯位發展的戰略思路。
二是正確認識發展與安全的關系，以提高監管的精準性有效性來支撐跨境數據流動的自由化便利化。
三是積極參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大力推動數字貿易協定的簽署，加強磋商、求同存異、凝聚共識、匯聚合力，以互融發展化解技術、市場和制度脫節的風險。
四是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拓展數字貿易發展的新領域。同時，將發展經驗與“一帶一路”國家共享。
五是加快數字貿易試驗區等特殊平臺建設。數字貿易是系統性工程，也需要系統性的制度改革和監管創新予以配套。特殊監管平臺能有效發揮先行先試作用，對于平衡發展與安全的關系、推動數字貿易健康有序發展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