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內容為中國質量萬里行促進會原會長，國家質檢總局原總工程師、法規司原司長，中國計量大學法學院營商環境研究中心特別顧問劉兆彬先生在第三屆營商環境法治化學術年會開幕式上的致辭。以下為演講內容摘選：
我們知道“企業合規管理”這個主題抓得很好，但是我覺得合規管理跟營商環境它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營商環境好壞首先是看政府，政府是營造營商環境好與壞的主體，所以國務院發了條例，還有就是公共服務。另一個方面就是服務的這個對象、企業要合規，才能共同營造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
在營商環境的營造過程中，我有一些體會：
第一 ，標準化是建設營商環境的一個重要支撐。
為什么這樣講？因為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在那個《綱要》里對標準有一個非常權威的定位。什么是標準？“標準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活動的技術支撐，是國家基礎制度的重要方面”，這都是原話。另外說“標準在我們國家促進高質量發展現代化建設當中，起著基礎性、引領性的重要的作用”。
為什么說標準化在人類生產生活當中有這么重要的作用，我個人長期做法治工作的一個體會，其實標準是人類生活的一個“軟法”，法治是“硬法”。但是法治在中國的問題是什么？太原則、太高大上，解釋那么多、五花八門，太多，它必須要量化、標準化、簡化、可操作化，才能落到實處。
所以標準在人類生活當中，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基礎制度。
Elon Musk（埃隆·馬斯克）曾經有一個說法，他能把9家超一流的高科技的公司，什么星鏈、盾構、特斯拉管得那么好，他說怎么管呢？就是要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把簡單的問題流程化，把流程的問題標準化，把標準的問題制度化，“四化”。他就把這些企業管得非常好。而標準在特斯拉的運用當中，他把70個零部件壓縮成1個，大大降低了成本。標準化在全球的經濟發展當中，對國家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德國27%、法國23%、中國是7.8%。
因此在營商環境的構建當中，包括法律的制定，都要有標準化的思維、標準化的流程、標準化的評估、標準化的執行。甚至這么說，離開了標準化，沒有良好的營商環境。
第二，世界銀行對營商環境標準化的評估，我覺得是全球最好、最有權威性的。
他們從2001年成立項目小組，2003年發布第一份《世界銀行營商標準的評估報告》，搞了17年，覆蓋了191個國家，它的成效是非常顯著的。怎么顯著呢？他們影響了大概有100多個國家營商環境的改變，100多個國家實施了3000多項法律法規、政策標準的改革。據測算，這種改革對投資率的影響增長了0.3%，對GDP的影響增加了3.6%。
我們國家對營商環境也是高度重視，這種重視的結果就是我們出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標準政策文件，特別是在中國的兩個“樣板間”，一個上海、一個北京，他們搞好了。在評價當中，2006年中國的營商環境在全球100多國家排位是108位，2015年我們是90位，2020年我們進化到第31位，這就是我們的效率。
時間關系，我說一下世行對營商環境評價的標準，構建了10個標準化的指標，比如說從市場準入、獲得經營場所、公共事務的連接、勞工的福利待遇保障、金融服務、國際貿易、納稅、爭端解決，促進市場競爭和辦理破產，等等。10個一級指標，30個二級指標，搞得明明白白。
而且成立3個團隊，1個搞咨詢，1個搞打分，還有1個就是驗證各個國家報的這些數據。而且他領銜的經濟學家，前一個是諾貝爾經濟學家，現在他們那位女士是全球50個頂尖經濟學家之一。所以他們的評價和標準，我覺得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
我們國家在營商環境的建設當中，也非常注重標準化的建設。比如說像上海，2008-2020出臺了70多項文件，20多個線上辦事的系統，落實了286項改革的措施，這樣才使中國的營商環境大大改善。
我們看到很多地方的營商環境。坦率地講，是剛起步，你的評價體系、評價指標，真的離北京、上海還有一段差距；江浙比較好，臺州也不錯，但是很多地方都是有一定的問題。
在我的研究當中，學習世行的標準體系和評價結果，以及他對全球標準化的貢獻，包括評價評估標準建設有這么幾點提示：
一是，一定要有追求更加美好制度和促進共同繁榮的良好價值觀。我覺得我們好多辦事不太注重價值觀，好多評估是就事論事，包括我們《營商環境條例》寫得也不錯，但是最根本的目標沒有寫上，就是怎么樣來保障人民生活的提高、更美好制度的構建。
而且這個良好的價值觀它解決了什么問題呢？解決了100多個國有家對你評估的認同和互動的問題，解決了動力跟方向的問題。你看看這個價值觀，就是以評估促改革，最后達到消除全球極端貧困。世行有一個指標，一人一天1.25美元，到2030把人口降低在零點幾，促進共同繁榮，建設更加美好的制度。
二是，我們搞營商環境的建設，無論法治還是評估，都要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和科學的方法論體系。我看到世界銀行搞營商環境指標的設計，每一個指標背后都至少有1-10篇核心期刊的理論基礎做支撐，它涉及到經濟學、法學、管理、數理、生態、國際貿易，包括那些知名的諾獎大師科斯、布坎南、肯·阿羅、保羅·羅默等理論。定義的新改革，至少有100多篇國際核心期刊的理論做支撐。
而我們國家這么多年來，能夠被中國的核心期刊引用的營商環境的文章，大體不出超過100篇，大概只有74篇。
還有在方法論上，在指標量化體系上，世界銀行非常重視系統方法、平衡方法，特別是量化指標的可驗證、可量化、可比較、可追溯、可評價、可改進，這樣的一個指標體系，我覺得是科學有效的。
三是，要堅持營商環境評價當中的監管制度、公共服務和整體效率的提高。在這里面我覺得在中國今后的政府監管當中，要大力提倡監管科學。這個在中國剛剛破題，監管科學在1997年被美國環保署正式引用，90年代被美國FDA（食品藥品監管局）正式引用到管理體系當中，2020年已經正式列入了美國高校教育的專業體系。我們國家大概是2016年藥監局剛剛引入監管科學。
為什么講監管科學？我們的營商環境我剛才講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首先你“規”要合規，就是我們說的良法善治。現在的問題，坦率地講我們的“規”太多、太亂、太高，難以執行、難以操作。們經常說“高質量的立法，普遍的違法，選擇性的執法”等問題。我覺得就是缺少標準化、缺少量化，隨意性較大。
我們調研了浙江一個全國知名的大企業，這個企業需要合規的內容有多少？法務部做了一個梳理，梳理出這個企業如果要正常運營，他要做的合規事項達1300多件，這個企業怎么受得了？我們的法、我們的規那么多，包括我們的地方人大，我們地方有N多的立法權，N多的文件、規范。反正不管你怎么做，總有一款適合你，這樣我覺得就不太符合科學監管、優良營商環境的構造。所以我覺得合規管理、營商環境的重心，應當放在政府自己的合規身上。
同時我們的公共服務，我們的水電煤氣網，我們第三方的服務是不是到位，我們的數字化、科學化管理是不是到位？這是我們要提高的問題。比如說世界銀行評價我們（排在）31位，但是中國的營商環境現在有四大短板：納稅，信貸，國際貿易和破產。我們1.6億市場主體，但是僵尸企業比例是比較高的，至少在20%，很多企業都沒了但是不能破產。我到一個發達地區去調研，他們說如果按照這個企業還“活著”，“活著”的標準是什么？還在納稅，有的地方的僵尸企業比例已經高達30%甚至40%。說明什么？說明我們政府監管的合規還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中國合規最好的上海，納稅的總時長是138小時，而前沿的水平是49小時；出口的耗時是64小時，前沿國家的水平是2個小時；上海進出口費用的總量，平均一個企業是479美元，而在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進出口費用，有的國家基本都是0。我們是有巨大的進步、巨大的改善，但是我們的差距仍然是不小的。
四是，要堅持持續改進。合規包括營商環境永遠沒有止境，永遠要持續改進。
我在這里建議，國家應當修改2020年1月1日實施的國務院《優化營商環境條例》，那個條例寫得非常好，七章七十二條章寫得面面俱到、特別棒。但是我覺得缺量化、缺操作。而且坦率地講，由一個政府部門牽頭寫出來的法有點像文件，法言法語你要摳起來漏洞百出。同時里面的可操作性，都需要進一步完善。
還有一定要牢記中央的大政方針，營商環境的三化就是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千萬不要非要把我們自己那點不符合國際慣例的特色塞進去，有的政策到國際上“特”不了的。《公司法》的修改、民商法律的修改，許多法律的修改，我覺得都要為這個營商環境（服務）。我們今年上半年經濟形勢不好，國務院特別著急，馬上又出臺了很多營商環境改善的政策方法。總之，我們營商環境的建設，我提出要立足新的“四化”，法治化、服務化、高效化和國際化。
通過我們大家共同的努力，建設更加美好的制度，共享更加美好的生活。祝各位身體健康，闔家幸福，萬事如意。
謝謝各位。
